1932年，和平（第2/2页）

后来，有人悄悄地忘了——可这迟早会发生——在文章底下署上我的名字。“2000美元，我的宝贝，我无法拒绝。我很难发表这个故事，你知道。只有《芝加哥周日报》的那些混蛋愿意……条件是，我作为这篇文章的作者。我们不再给他们任何东西了，好不好？”他们说这是父爱。Let’s father the story on him.[33]根据神权，写作是男人的权利。母爱这个词的意思无非是生育和抚养后代，打他们的屁股，在他们的作品不足以传世的情况下，让他们的后代来继承他们的姓氏。

继《芝加哥周日报》的那帮混蛋之后，还有《星期六晚邮报》的那帮无能者：问题出在编辑部的秘书身上，那家伙可能是初出茅庐，愚蠢地把泽尔达改成了弗朗西斯·司各特。“天哪，这是天大的谎言。”司各特也承认。我说：“这是出版史上最幼稚的行为，最惊人的改动。不是吗？”他说：“啊，宝贝，别这样看着我，坐下，喝一杯，今晚我可不想吵架。行行好，宝贝。”我没有吵架，只是停止跟他说话。我沉默了两年。但愿我能把我的笔记本藏起来。侵占者感到自己被侵占了。（啊！他可能一直在到处寻找：藏东西的地方每个星期都换，正如法官所说，我很会藏东西。）

但今天晚上，已经为时太晚，尽管他喝醉了酒糊里糊涂，但他知道了这一点：我的小说会出版的，他无法再像12年前那样加以制止了。那天晚上，我们大吵了一架，他不让纳唐出版社在我喜欢的《时髦人士》杂志发表日记。我本来很想知道他是否喜欢我的文章。然而，当他抛弃了我的身体的时候——性不是他擅长的项目——我的私人日记通过联姻成了他的肉，他毫不留情地啮咬它：没有那些笔记本，他的第二本小说会是一个空信封。

在分配心理寓言的角色时，他们这样要求我：“你来扮演妒忌。”但现在妒忌的是他，我英俊的丈夫，我的吸血鬼，他看到我用自己的翅膀飞翔，气愤极了。我很快就要靠自己的钱生活了。我的一个中篇明天就要发表在克里姆林宫杂志上（我又想起了过去那个玩笑，人们把它叫做“斯克里布纳的杂志”[34]），拿到1253个美元。小说的题目叫做《愚蠢鸳鸯》。司各特对此一无所知。问题是：我要等他酒醒的时候把报纸塞到他的鼻子底下，还是乘他醉酒的时候加剧他的仇恨，让他也失败一回？答案是：你什么都不会做，你会把杂志藏起来——甚至在读过之后把它扔了。那就行行好，让大家和平一阵吧！

在写以上这段话的时候，我又回想起自己当少女的时候，曾在妈妈写的一个芭蕾中跳一个女疯子的角色。蒙哥马利大剧场的舞台上张起了黄色和黑色的华盖。明尼替我改了一件衣服，绣着黑色和金色的花边，下面缝着小小的钟状花。《蒙哥马利导报》认为我演得非常出色。那是在我成功的时候。我就是蝾螈。铃声已经发出了警告

我说这些，是为了笑一笑。笑一两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