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第五大道，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第2/3页）

司各特得回去上班，我也得去完成我的生理任务：我怀了第一个孩子。于是我们在韦斯特波特租了那间海边小屋。起初，伙伴们还在周末到曼哈顿来看我们，他们一到就成群结队去附近的小镇寻找酒吧，原来很平静的小镇现在嘈杂无比。平常，司各特并不醉酒，我们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吵架。我们之间的烦恼由此开始，海边的那栋美丽小屋本来完全应该成为幸福之屋的。我在海峡游泳，一游就是几个小时。我试图跟我们的仆人菊子学日语。

但太难了，太慢，我可没那样的耐心。我到司各特的海上办公室找他，问他：“你懂法语，不是吗？”

“是的，可以这样说。你放弃日语了？这可不像你。如果你想学法语，可以采取我的罗森塔尔法[10]，我是在普林斯顿的军官饭堂里学的。”

看到他直起背，我就知道他生气了。脊背语言——脸上还没有露出表情，挺起来颈背便可以告诉你“我不再爱你”。这太惊人了。

“我要实地学。”

“怎么学？”

“我们去法国。”

我哥哥小安东尼曾说，应该去巴黎，因为文学方面、舞蹈方面、音乐方面和绘画方面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是在那里发生的。司各特仍像以往那样没有转身，只嘟哝道：“好的。哪天去吧……为什么不呢？这是个好主意……在你生了孩子之后，当我用不着为了一家三口的生计而拼命写作的时候。”

说着，他重新抬起头，转过四分之三的脑袋。“你没有忘记那个宝贝，是吗？”我退到走廊里。我想我就要哭了。我只这样想：“你会给我补偿的。”我回到海湾里游泳了。

法官的女儿没有哭。不为肥皂零售商的儿子哭。如果我的眼睛红红的，那是因为盐和碘。

1940年3月

“你太年轻了，医生，看到我们今天这样衰老，被人遗忘，你想象不到的，‘偶像’和我过去是那么出名——社会新闻的专栏作家们说我是‘他理想中的女人’。我们出现在报纸的头版，曼哈顿的电影院和戏院的正面墙上挂着我们的肖像。人们花大价钱请我们做广告，而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准时到达，不要喝醉酒，露出微笑，衣冠整洁。我们让他们出名，让他们赚钱。

“我们总是走在前面，摄影师们在我们前面的红地毯上边退边拍。我们的鞋子踩烂了闪光灯的灯泡，让我牙齿咬得格格响，好像在嚼碎玻璃。”

“嗯，”这个穿白大褂的医科学生不断地轻轻咳嗽，犹豫不决，不知道要不要说。“我搞不大清楚你过去究竟是什么人。你还记得莉莲·吉什[11]？”

我说：“当然记得。我精神混乱，但没有失眠。人们一定告诉过你。莉莲是个名演员，我们在韦斯特波特时她曾是我们的邻居。我们只接待男宾，莉莲是唯一受邀的女性。当我们回到城里居住的时候，我们经常小规模地在阿尔贡甘的蓝色酒吧吃饭，如果人多，便用大圆桌。到场的人都很风趣，整个酒吧都沸腾了。那个时期，你知道，纽约出现了电影院。电影界的人和文学界的人，小说家和女演员混杂在一起。我喜欢莉莲。”

那小伙子说：“吉什女士上星期在接受《好莱坞导报》采访时提到了你。提到了你和你丈夫。她说：20年代，他们最出名。我记得是这样说的。”

我问：“莉莲是这样说的？谢谢她，一般来说，演员都缺乏修养。她却不是这样。这很奇怪：我只有两个女性朋友，两个都是演员。当然，这跟爱没有关系。”

他皱起孩子般的眉头，说：“你是说……那个俄罗斯女舞蹈家？你的芭蕾老师，柳波芙？”

我说：“我私底下称她为‘爱人’。这完全是柏拉图式的。你知道。”

他说：“不，我不知道。”

我说：“可是，你必须知道。告诉我，你这个如此严肃的小伙子，你看电影专栏吗？那就行了！……我都不敢相信。”

他脸红了，用拳头遮住了自己的微笑。他的双手非常漂亮，像一双翅膀。

我说：“有一天，那是1922年或1923年，在去欧洲之前，他和我都还很漂亮，非常上镜，有人建议我们在一部根据司各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中扮演我们自己。我急不可耐，又恐惧又兴奋。但司各特拒绝了，破坏了一切。他不干，我的热情也就没那么大了：要么两人一起干，要么就不干。最后，他们选了一个女演员，说是‘一个专业演员’，对她有点蔑视，这让我凉了半截。司各特永远不给我任何机会，可以说，他更热衷于破坏我的机会。”

*

有时，我会激动万分，热血沸腾，感到血液、活力和暗藏的恐惧汇成一股洪流，燃烧着我的双颊。我还有点价值。我的心跳得快要从胸口蹦出来了。快乐也是一种痛苦吗？当我幸福的时候——假如我还能感到幸福的话——我就双腿发麻。我吸入了太多的空气，我窒息了，眼睛模糊了。必须走了，落幕！我跌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