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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当科弗利终于从芝加哥回到塔利弗基地时已经是薄暮时分了。他立即前往卡梅伦的办公室，但他不得不等上一个小时。他时不时地能从关着的门背后听到老人提高嗓门愤愤地说话的声音。“你永远找不到一个该死的人到该死的月亮上去。”他吼着。当科弗利被让了进去，卡梅伦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我弄丢了你的皮包。”科弗利说道。

“哦，是的。”博士说道。他不幸地笑了一笑。科弗利思忖，那不过放着牙刷和睡衣而已。毕竟没什么重要的玩意儿！

“在飞机飞来西部时发生了抢劫。”科弗利说。

“我不懂。”卡梅伦说。他脸上的微笑仍然没有减少它的光辉。

“我这儿有一份报纸。”科弗利说。他给卡梅伦看他在西富兰克林买的报纸。“他们把什么都拿走了。手表，钱包，还有你的皮包。”

“谁拿走了？”卡梅伦问道。他的微笑似乎更加灿烂了。

“这些贼，这些强盗。我想你也许会称他们为海盗。”

“他们把皮包拿到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先生。”

卡梅伦离开他的书桌，走到窗前，背对着科弗利。他在暗笑吗？科弗利想道。他愚弄了敌人。那皮包是空的！但是，科弗利看出来他压根没在笑。那是惶惑和忧伤在痛苦地抽搐。那他为什么而哭呢？他是为他的名声，他的心不在焉，他的地位而哭吗？他是为他所见的窗户外面的那个世界，那颓败的农场，那导弹发射塔架而哭吗？科弗利无法安慰他，兀自站着体味着自己的痛苦。他看着卡梅伦，眼前的他似乎瘦小而衰老，经受着肌肉不由自主的阵阵抽搐。“很遗憾，先生。”科弗利说。“该死的，你滚吧。”卡梅伦嘟囔着说。科弗利走了出去。

正是下班的时候，他搭乘的公共汽车里挤满了人。他竭力按传统的思想来判断他的行为。如果他拒绝交出皮包，他就有可能让整个飞机毁掉，他们全部会死难。这是不是最好的办法呢？他能预想到什么呢？他现在平心静气回头看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明天早晨他去上班时，他应该到哪个办公室去报到呢？首先，卡梅伦究竟是想让他干什么呢？他触动了老头儿的哪根神经，让他在窗前哭泣呢？他回到家时，贝特西会在看电视吗？他的小儿子会哭号吗？晚餐会做好了吗？在他的眼前显现出来沉浸在夏日夜晚光影中的圣博托尔夫斯。那时正是主妇们用小铃铛呼唤孩子们回家吃晚饭的时候，那小铃铛以前是用来呼唤仆役到餐桌前来的。不管那铃是不是银质的，它们都有美妙好听的铃声。科弗利回忆起所有这些美妙的铃铛从船舶巷和河巷的后门廊叮当鸣响起来，呼唤在河岸玩耍的孩子们回家。

他的家此时灯火辉煌。当他走进屋子时，贝特西扑向他的怀抱。“亲爱的，我刚刚一直在期望、祷告你会回来吃晚饭，”她说，“而现在我的祷告应验了，我的祷告应验了。有人请我们去吃饭！”科弗利怎么也不能将眼前发生的一切和他在过去二十四小时所经历的一切对上号，于是，他采取了一种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逢场作戏的办法。他很疲惫了，但是，要让贝特西唯一一次受到的邀请泡汤也太残酷了。他吻了他的儿子，将他往空中抛甩了几下，喝了一杯浓烈的酒。“这可爱的女人，”贝特西说，“她的名字叫薇妮弗莱德·伯林克里，嗯，她来我们家为慈善会收钱。我告诉她，我只是告诉她，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地方。我并不在乎别人知道这点。她告诉我，她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地方。她还问难道今晚在她家晚饭时小聚一下不好吗。我对她说，你在大西洋城，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家，我只是祷告呀，祷告呀，祈盼你及时回家，而现在你回来了！”

科弗利洗了个澡，换了衣服，而贝特西则去接一个中学生，他将跟宾克西待在一起。伯林克里家就住在邻近的地方，他们便手挽手散步去了。科弗利时不时地伸长脖子去吻贝特西。伯林克里夫人是一个瘦削而活泼的女人，浓妆艳抹，身上挂着珠子。她不断地说“胡扯”。伯林克里先生前额不同寻常地秃了，他将他花白的卷发弄成弧形摆放在他前额的秃顶上，就像在客厅挂上帘子一样，这反而更加突出他秃头的缺陷了。在掩饰他的疲惫和卑微方面，他似乎是不遗余力的。他戴着一只金衬衫领扣，一只金领带扣，一只硕大的鸡血石戒指，还有一对蓝搪瓷袖扣。当他在斟雪利酒时，那蓝搪瓷袖扣闪闪发光，就像是在闪动铁路信号似的。他们喝的是雪利酒，但那喝雪利酒的劲头就像在喝水。还有另外两个客人—从沃特福德 [36] 来的克兰斯顿夫妇。“我不得不请些从其他城镇来的客人，”伯林克里夫人说，“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老胡扯塔利弗基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