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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关于霍诺拉·沃普萧讲得最多的两个故事与她的闹钟和她的书法有关。与其说人们讲述这两个故事，还不如说人们在表演。这两个故事，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饰演一个角色，就好像吟唱一段咏叹调，然后，到了高潮性的结尾时，所有人似乎都以为自己身处在十九世纪意大利歌剧演出中一样，融进合唱中来。闹钟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过去，那时洛伦佐还活着。洛伦佐下决心要让人觉得他非常虔诚，喜欢在十点三刻准时抵达基督教堂做早祷。虽然霍诺拉对宗教是真心虔敬的，但她讨厌装腔作势，不是找不到她的手套，就是不知道帽子放在哪儿了，总是迟到。一个星期天上午，洛伦佐气鼓鼓地手挽着他的侄女，带领她走进一家杂货店，买了一只闹钟送给她。然后他们来到教堂。伯莱姆先生，艾普尔盖特先生的前任，刚开始他关于圣保罗镣铐的冗长不堪的布道，闹钟便叮铃铃响了起来。大部分教众在打瞌睡，他们都倏然惊醒过来，惶惶然摸不着头脑。霍诺拉摇晃了一下闹钟，把闹钟的发条松开，当她终于将闹钟回复到原先的位置，铃声便停了下来。伯莱姆先生便继续他关于圣保罗镣铐的布道。这时，闹钟又叮铃铃响了起来。这次，霍诺拉摆出一副架势，假装这压根不是她的闹钟。她满头大汗，坐在那个对神不敬的引擎旁边。伯莱姆先生继续讲述他关于镣铐意义的思考，一直讲到闹钟不再闹腾。这真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星期日。关于她的书法的故事则起源于一个早晨。在那天，她给当地卖煤的店主写了一封信，抗议他的高价，然后又给波特先生写了一封信，对于他失去那位圣洁的妻子表示沉痛的哀悼。她将信函装错了信封。然而，因为波特先生认不得她写的内容，只认识她的签名，便被她的悉心关怀大大地感动了。煤老板萨默尔先生读不懂她写的悼念的信，把信寄回给了霍诺拉。她受过书写斯宾塞式书法的训练，但是这种书写体远远未能表达她本性中那种令人敬畏或者说粗鄙的精神，这样，她的激情和书写风格之间的冲突使她的书写体简直难以辨认。

正在这时，科弗利收到他老姑妈的一封信。

要是一个更为耐心的人一定会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琢磨出它大致的内容，但是，科弗利不是这样有才能和富有耐心的人。他只能猜出几件事实来。屋后的一棵冬青树染上了锈病。她希望科弗利回圣博托尔夫斯，给冬青树喷药。紧接着是一段关于波士顿阿普尔顿银行和信托公司的无法辨认的段落。霍诺拉为科弗利和他的哥哥建立了信托基金，他设想她是在谈这个问题。这笔收入使科弗利过着比仅仅依靠政府薪金更为舒适的生活，他希望这笔信托基金不要发生任何问题。在这段之后是一句非常清晰的话，说塔利弗基地主任莱姆尔·卡梅伦博士曾经获得过由洛伦佐·沃普萧设立的奖学金。信的结尾照常是她关于降雨、风向和潮汛的观察。

科弗利琢磨，她关于冬青树的话另有所指，但是他这时也没有心思去仔细寻思这老女人的心里到底装着什么。即使她在阿普尔顿银行和信托公司遇到了麻烦，给他寄的每季度的支票迟迟未到，他也是无能为力的。关于卡梅伦博士的话也许是真的，也许并不是真的，因为霍诺拉每每夸大洛伦佐慷慨的善举，何况她会像所有老女人那样记不清人们的名字。信件抵达的时候，他正遇到倒霉的事儿，于是，他把信转寄给哥哥了。

贝特西还没有从那场鸡尾酒会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她恨死了塔利弗，责怪科弗利让她住在这鬼地方。她以分房独自居住、不与丈夫讲话来报仇。她总是独自唠唠叨叨地埋怨噪声、社区、厨房、天气、报上的新闻之类的。她冲着土豆泥大骂，诅咒炖牛肉，她要这些坛坛罐罐全去见鬼，她对着冻苹果馅饼说着非常下流的话，就是不跟科弗利讲话。生活中的每一个平面—桌子，餐盘，她丈夫的身体—仿佛都是一块拦在她路上的石头那粗糙、伤人的一面。没有什么是顺心的。沙发刺痛她的脊背。她不能在她的床上睡着。台灯太暗了，没法看书。餐刀太钝了，连黄油都无法切开。尽管她是一个忠实的电视观众，她却每每抱怨节目太无聊了。最让科弗利受不了的是他们之间性关系的破裂。性关系是一切的关键，是他们婚姻生命力最自然的源泉。没有性生活，跟她待在一起着实是痛苦不堪的。

科弗利竭力在一旁客观地观察她，他看出来，或者说他以为他看出来了她也许背着过去沉重的包袱，而对于她的过去他一无所知。他心中想道，我们大家终生都受到最初岁月的影响，也许对于她来说，这种集聚在一起的影响太强大了。这也许可以解释她本性中那阴暗的一面，对于他来说，她本性中阴暗的一面比月亮的阴影还要神秘。是否有一种爱与耐心的方法可以去探索这一阴暗的一面，去发现她痛苦的源头，通过这样的探求与了解将她引导到理智的轨道上来呢？或者说，这是否是她这一类女人的本性，她们坚持要永远将一半的身子留在连她们自己都不知晓的黑暗之中？当她端坐在电视机前时，她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月亮女神，但是，对于他来说，在世界的万物中，她不可调和的面容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似乎非常像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