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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结束了，”父亲说。

“是啊，”我说，心里想的是方才发生的事。

窗户大敞着。

我改口道：“是吗？”

“我等来的不是春天，而是夏天。”

“你准备吃鸡蛋吗？”

“马上吃。这个蛋，我想先看一会儿。”

我已经帮他剥好了鸡蛋，放在一个小碟子上，盐碟就放在旁边。蚊子在敞开的窗前飞舞。我在床尾坐下来。他说他要看看鸡蛋，实际上他却看着我。床头柜底下伸出来的那张纸不见了，不知道那首诗哪里去了。

“你独自一人能行吗？”

“我想可以。”

“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半个成年人吧。”

现在，他看着那个鸡蛋，好像他的面前是个小小的杏仁蛋糕，就是蒙尼肯丹的面包屋称之为“城堡”的那一种。从前，他也许会在某个周六一路开车进城买回来四个这样的蛋糕，有的时候还会买五个，后来就变成了三个。母亲去世之后，他就很少去了，偶尔买两个。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城堡并非我最喜爱的蛋糕。

“我是你迫不得已的选择，”我说。“那是最糟糕的，总感觉自己不够好。”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说。

“难道我没有吗？”

“你当然尽力了，我们都尽力了。”跟上午相比，此刻的他有活力得多。

“亨克在哪里？”

“我不知道，在外面吧。”

有件事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不管怎么说，有件事需要征得他的允许。“我可以……”说着，我站起来，然后跪下去，把头伸进床底。那首诗在床底下，上面全是绒毛。我站起来，重新在床上坐下，坐在他的脚边。他依然盯着那枚鸡蛋，显出一丝害怕。

“父亲，我可以变卖吗？”

“随便，儿子，随便。”他用爪子般的手拿起床头柜上的碟子，放在自己的腿上，鸡蛋滚到了毯子上。“死了就是死了，”他说。“走了就是走了，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他摸到鸡蛋，把它放回到碟子上。“你得自己去做决定。”

我站起来，我不能眼看着他吃鸡蛋。

几个星期过去了，他从来没有提起过那只冠鸦，他似乎已经将它忘了。

亨克不在外面。他在厨房，半坐在操作台上。他右手拿着一个撕开的信封，左手拿着我给她母亲写的信。今天我本该及时将这封信寄出的。他已经变了：亨克还是那个亨克，但不同了，就好比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待了一天之后回到家你会觉得家里有点奇怪。老奶罐车司机的葬礼之后、在大湖的冰面上滑冰之后、从渡口接回丽特之后，我都觉得家里有点不一样。现在我明白了，把亨克接回家之后我就是这种感觉，我还没弄明白那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自己还有所成长，哪怕只是长大了几个小时（我只想到了这一步）。而家里，除了钟摆，一切都没有改变。因而，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离家那段时光家里发生的变化。

我没打算跟他说私拆别人的信件是很不礼貌的行为。我发现他的前额和鼻子也晒黑了。他一转身，把信纸捏成一团。这个动作我是见过的，但跟四十年前的父亲不同的是，亨克手里拿着打火机，是从后面的裤兜里掏出来的。他一手拿着信，一手举着打火机，直到火快要烧到他的手指了才松开。信在水槽里烧成了灰烬。

“那是一封什么样的信？”亨克问。“你以为我母亲能看得懂吗？”

“至少最后的那一点。”

“没有必要，”他说。“我把它烧了，你应该高兴才是。”

“没有必要？你是什么意思？”

他看看我，抬了抬眉毛，然后慢慢出了厨房。我听到他上楼进了父亲的房间。他要坐下来看着父亲吃鸡蛋吗？

我环顾四周。电子钟发出嗡嗡的声音，指向八点二十。我给父亲煮了鸡蛋，可我自己还没吃饭，我不知道亨克是否吃过。太阳似乎不该这么早就下山，但我还是打开了厨房的灯。四月的夏天。

上床前，我上去看了看父亲。我没有开灯，从楼梯平台照进来的光线足以让我看清碟子已经空了。父亲仰卧着，我能听到他鼻子呼吸的声音。窗帘敞着，我踮着脚来到窗前，拉上了窗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