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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最后一个范·沃德伦，说来也怪，我居然会对此那么的在意。我既无妻子，也没孩子，只有一个日渐衰弱的父亲，何况，他也从未在我面前谈起过家庭，因此，我也就从未想到自己会对血缘、亲人这类东西想得太多。是不是因为这个农场？我们的农场？这些我原本希望躲得远远的房屋、牲畜及土地，这些我当初迫不得已接受的东西，难道它们竟不知不觉融入了我的身体和血液？

从前，驴子围场的旁边有一间小屋，那是准备给亨克和丽特结婚时做新房用的。首先，农场帮工必须搬走；以后，亨克和丽特会有孩子，小家庭的成员会越来越多；最后，小屋里住不下了，他们一家就会搬到农庄的主屋里来。一切都已预先规划好了：在母亲的心里，她已经给那间小屋配置了家用物品。帮工被辞退后，父母把小屋出租给从阿姆斯特丹城里来的人，这些人只在周末和度假时才来住。我年过三十之后，父亲决定卖掉小屋，但母亲不同意。“谁也说不准的，”说着，她还朝我这边瞥了一眼。一九八七年秋季，一个星期天的夜里，从城里过来的人刚刚度完周末，小屋就起火烧毁了，那件事发生在母亲去世前大约八个月的时候。现在，每当春天，看到杂草丛生的院子里开出的那一朵灿烂的木兰花，我都会产生一种怪怪的感觉。还剩一面边墙没有完全倒塌，但估计也不会长久了。

林业委员会想要买下这块地。

我有点后悔不该把旧床架扔到新年的篝火上。“又来买床啦？”昨天，我去床铺店买一张廉价的松木床，那个笑容可掬的销售员这样问我。“是啊，”我答道，“又来买床了。”需不需要配个床垫？不，我不需要床垫。来到另外的那家店里，接待我的不是原先那个扎黑辫的年轻姑娘，而是一个年纪略大、倦容满面、无精打采的女店员。我买了一床单人羽绒被、两个羽绒被被罩外加两床相应尺码的白色床单，所有的都是减价商品。至于颜色或图案，我一概未加考虑。我对买到手的东西感到很满意。随后，我又去熏肉店买了一磅烟熏鳗鱼。我把床放进车里，床的一头从副驾驶旁边的车窗伸出去，另一头从后座左边的车窗伸出去。回家的路上，我的车开得尽量平缓，既不突然加速也不猛踩刹车。

开始干活前，我先打开窗户，又在蓝色的地毯上铺了一层报纸。事先，我还把厨房里的晶体管收音机搬到了楼上。一边干活一边听收音机，这还真是不错。夏天，在屋外粉刷的时候，我总是把收音机调到播报“环法自行车赛”(1)的那个台。我不在乎谁赢谁输，我只是想听电台里的实况报道。我先从天花板开始干起。天花板本来就是白色的，所以只需刷一遍涂料就可以了。墙纸上有图案，是典型的六十年代的那一类图案。一辆液罐车在雷韦克(2)附近侧翻，四个穿黄色工作服的人在清理撒石灰；建议附近的居民关闭家里所有的门窗。涂料很快就干了，随着涂料渐渐变干，墙纸上的图案越变越淡。原本，我只打算把墙壁和天花板粉刷一下，可是，活儿一旦开始干起来，我又发觉窗户的木框显得太亮，看着很别扭。六六民主党(3)的发言人特姆·德·赫拉夫正在解释首相直接选举有什么益处。“他们会给我们选出一个长着漂亮屁股的首相吗？”记者发问。这问题并没有让德·赫拉夫感到难堪。“只有记者才会把漂亮的屁股挂在嘴上，”他答道。我看着收音机，无法相信自己听到的居然是这样的对话。白色的房门光亮平滑。第一遍涂料上完后，我朝库房走去，我要去拿放在骷髅橱柜里的那种蓝灰色底漆。底漆罐一拎到手里，我就判断出，里面的漆足够我把房门和窗户都刷上一遍。我拿起那罐底漆、一张砂纸和一把刷子，重新回到楼上，开始非常仔细地用砂纸把木构件的表面磨光。油漆还没干。印度尼西亚的语言中原本也许并没有“溜冰”一词，但是，在雅加达的某个购物中心里，人们正在一个室内人工溜冰场溜冰。印尼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迹象，但是民众依然表示，他们再也无法容忍梅加瓦蒂(4)总统。底漆上完后，我又给墙壁刷了一层白色的涂料。涂料辊所经之处，壁纸的图案再次显现出来。今天晚上，我还得再过来看一看，我必须确保这第二层涂料能把图案完全盖住。目前，全国各地均有零星阵雨，之后，降雨带将由西向东推进。明天多云，午后起逐渐放晴。

我打开亨克房间里的电灯，把挡住去路的一些破旧杂物挪到边上，到里头去拿床头柜。我端起床头柜，把它拿到新房间，也给它上了一点底漆。随后，我顺便去父亲那里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