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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范·沃德伦家族中我们这一支最后的一位。当然，有许多其他的人也是这个姓，但都不属于我们这一支的。以前，我经常在报纸的体育版看到凯斯·范·沃德伦(1)这个名字：一位足球运动员。我估计，他效力于费耶诺德(2)。有一次，报上还刊登了他的一幅照片。尽管他的年龄很可能要比我小三十多岁，可我总觉得我们俩长得有几分相像。范·沃德伦爷爷有四个姐妹，她们都结了婚，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父亲有过（也许现在还有）好几个姑姑。我有（或者曾经有过）同样多的姑婆，还有更多的姑表兄弟姐妹。但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姓范·沃德伦的，我也不认识他们。父亲是独生儿子。亨克——这名字就取自我的范·沃德伦爷爷——已经去世了。我没有结婚生子。等到我百年之后，我们这一支就绝种了。

天在下雨。第二次冰冻持续的时间很短，我从报纸上获悉，至少有三个人在溜冰时落水身亡。我拎着溜冰鞋来到大湖边，发现只有一半的湖面结了冰。我没有冒险去溜冰——我还不希望我们这一支的范·沃德伦这么快就绝种。两天前，年轻的奶罐车司机左眼蒙上了一块圆形的大绷带。他是在家里干油漆活的时候受的伤。在用砂纸打磨窗框时，一块小碎片弹进了眼睛。他的脸上微笑依旧，不过笑容稍微有一点扭曲。我赶紧离开了挤奶间；看到他这个样子，我的喉咙口忍不住有点发哽。如果继续留在那里跟他说话，我担心会被他听出来。昨天，牲口商的车子开进了我家的院子。他站在厨房里，一只脚踩着另一只脚的脚背。他没过多久就离开了，也没有做成任何生意。兽医也来了，给一只生病的小母牛治病，他先在小母牛的臀部推入了两大针筒的药液，然后告诉我它不会有事的。我把它跟其他的小母牛隔离开来。

这几天，我常常在厨房里转悠。厨房是不是也应该粉刷一下？这事我拿不定主意。每次，我的目光最终都会落到白蜡树上的冠鸦身上，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个未来的帮工。我已经开始在心里称他为“小亨克”。丽特打电话来，问我有没有考虑过这件事。“考虑过，”我回答，“但还没有考虑好。”我从来没有用过帮工。以前，我自己就是帮工，是父亲的帮工。冠鸦会时不时地飞往别处，但每次，它总是先往下俯冲，扑腾几下（似乎是想检测一下自己的翅膀），然后才开始往上飞。

已是丽特前来造访之后的第五天了，到了今天，阿达才再一次光顾我家的厨房。今天是星期六，特尼和罗纳尔踢足球去了，少儿球队的冬季短假已经结束。

“赫尔默！这多可爱呀！你觉得怎么样啊？”

“有点怪怪的，”我说。

“你这算是什么回答？来的那可是你的弟媳妇！”

“不是弟媳妇，是本来即将要成为弟媳妇的那个人。”

“那不也一样嘛。”阿达装出一副罗纳尔根本就没有跟她提起过丽特的样子。“看到你们两个在外面散步，我心里就在想，这个女人可真漂亮。”

“没错，她依然很漂亮。”

“对这件事，你父亲也很激动吗？”

“非常激动。”

“他是怎么想的？”

“没怎么想。”

“嗬，你可别随口敷衍我。看你脸上的表情，我就知道你非常高兴！”

“父亲的脸上有了笑容，”我说。我直视着阿达的眼睛，几秒钟之后，她把脸转到了一边。她显得比平常紧张激动，有点心神不宁的样子。

“你们聊了些什么呢？”

“没聊什么特别的，不过就是聊聊从前的日子，还有她去年去世的丈夫，她的两个女儿，还有亨克对她有多好，还有驴子和母鸡。”

“她以后还会再来吗？”阿达的嗓音也跟平时不太一样，又尖又细。我仿佛可以看到许多的惊叹号。

“也许吧。丽特上车之前就是这样回答罗纳尔的。”

阿达的脸颊起了红晕。那不是因为忙碌、因为春季大扫除而出现的红晕。“那太好啦，”她说。

边窗与橱柜之间挂着一只旧电子钟，钟面是棕色的，钟框是橘黄色的，指针是白色的。电子钟发出的嗡嗡声非常轻微，几乎难以察觉。几天前，丽特坐在这里的时候，我曾听到过电子钟的嗡嗡声。我记得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声音。而此刻，电子钟的嗡嗡声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也许，它快要寿终正寝了吧。

“她来这里，并不是为她自己，”我说。

“你说什么？”

“我送她到渡口后，她没有马上下车，而是开始谈起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亨克。她问我可不可以让他到我这里来，帮我干活。”

“为什么？”她的脸色已经恢复正常。她显出开心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