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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那一天，第一个学年的第三个学期大概刚好过半，我那时正在攻读荷兰语言与文学的学士学位。我想，我是我那一年级中学习最刻苦的学生，这倒不是因为我本身有什么远大的抱负或者学习的动力，而是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我没有资格享受助学金，因为他拥有太多的资产。教育与科学部属下的助学金裁定委员会寄来了一封信，信中陈述拒绝为我提供助学金的理由时，起码就是这么说的。我和父亲都清楚他们所谓的资产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土地、房屋、奶牛和农机。“难道为了送你上大学，我还要把奶牛给卖掉吗？”我把信拿给父亲看的时候，他就这么说的。不等别人搭腔，也不再说一句话，他当即就把信揉成一团。由于手边没有垃圾桶，他把信随手扔进了厨房的水槽。要是当时身上有打火机或者火柴，他一定会把信烧了。那一刻，亨克也站在厨房里，他的眼睛躲在浓黑的眉毛下面，不敢抬眼看我。母亲把信从水槽里捡回来，试图把它抚平整，不过最终还是将信放进了垃圾桶。

于是，我就住在家里，每天骑自行车去阿姆斯特丹(1)听课。为了挣学费，我还得去打零工，什么活都干。如果放学后得去一家大型百货商店打工，负责把卡车上的货物卸下来，那一天我就会很晚才到家，于是，第二天早上，坐在餐桌旁，我就会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有时候，母亲会问我，我在阿姆斯特丹那里忙些什么——阿姆斯特丹，那座城市还是不提为好。事实上，母亲并不知道想要问我什么，但起码，她在试图跟我沟通。到四月十九日那一天，父亲也许曾问过我三次，问我学会了多少高深的词语，但每次他都不等我回答便又跟亨克聊了起来。他们聊的是：哪几只奶牛不再产奶，哪几只幼崽需要挪窝，或者是附近其他农场主的一些琐事。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对于父亲和亨克来说。

亨克天生就是当农场主的料，亨克才是父亲的儿子。至于我，究竟他希望我将来干什么或者我希望自己将来干什么，这不是他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后，亨克有了丽特。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他在蒙尼肯丹的一家酒吧遇见了她。在这之前，亨克一直属于我，我也属于亨克。当时，我也在同一家酒吧里，这给丽特带来了某些困惑。那是圣诞节的前夜，那天夜里，不参加午夜弥撒的人都会去外边消磨时光。亨克跟她聊了起来，一开始大伙儿还都凑在一块儿，可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不知不觉间，他们俩逐渐与大家疏离，丢下了我依然和大家、和那群农场的男孩子们在一起。亨克把脑袋背转过去，不想让我看到他的脸，然而，从他的后脑勺，我判断得出他在不停地说话。在他说话的当儿，丽特的目光时不时越过他的肩膀落在我的身上，她的眼神中带着一丝困惑。她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亨克说个不停，而我一声不吭；只要是亨克与赫尔默在一起，哪个夜晚都是这样的格局，绝对不会颠倒过来。当时，我俩十八岁，看上去依然像两只小公羊一般分不出彼此，当然那是在不同的母羊眼里。可是，自那个圣诞前夜之后，我就被抛在了一边，从此成了孤单单的一个。

四月初，丽特拿到了驾驶执照。四月十九日，她决心用行动向亨克证明自己：不管亨克心里是怎么想的，不管那么多的男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她可不是凭着漂亮的脸蛋、甜美的微笑才得以通过驾照考试的。那天下午，我上完了一节语言学的课，然后骑车回家。当时刮的是西南风，我是顺风，上衣的拉链没有拉上。

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厨房里。“亨克走了，”她对我说。

丽特把车开到伊顿村和沃德之间的“吃人之潭”的时候，车子从公路上翻了下去，那是因为恰巧迎面开过来一辆汽车，而对方又没有把车开到路边给她让道。车子从堤坝上滑落下去，翻了个跟斗，车头朝上，重重地跌入了艾瑟尔湖。亨克被当场摔昏过去，副驾驶一边的车门撞得变了形，那一侧的车顶也撞出了一个凹坑。刚巧，那个地方的湖水又比其他许多地方都更深，也许是因为以前的一场大水曾经将那一段堤坝冲毁，靠内陆一边的湖水由此被人们称作“吃人之潭”。那个没有给丽特让路的驾驶员也过来帮忙，即便如此，丽特还是没能把亨克从车子里弄出来。一直到第二天，调用了绞车才终于把车子从湖水里吊了上来；而车子，则是父亲的那辆深蓝色西姆卡轿车(2)。

亨克的遗体停放在起居室，那一段日子，丽特天天都待在我们家。每天一大早，她就过来，直到深夜才回自己的家。亨克是溺水身亡的，因此，棺材的盖板不能长时间地打开。十九日的夜里，气温骤然下降，我们把那两扇框格窗打开了。母亲和丽特什么都不干，就那么整天整天地坐在厨房里。偶尔会有人到家里来，但多数情况下，来的是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一九六七年，他们中有三个还依然健在。父亲和我尽量避免照面，尽可能多地待在屋外。家里的气氛让人难以忍受。两个女人悄无声息地坐在厨房里，亨克的尸体摆放在空无一人的起居室里。到了夜里，我无法入睡，我担心会闻到亨克身上的味道。事故发生两天之后，我骑自行车去阿姆斯特丹上了几节课。在去阿姆斯特丹的路上，我停下来，长时间地站在谢林沃德大桥(3)的最高处，望着奥兰治水闸(4)。我非常确定，十九日那天，我上的是语言学课，因为一到家，母亲就对我说：亨克走了。十九日之前及之后上的什么课，已经彻底地从我的记忆中淡出。回家的路上，我会再一次停下来，再一次长时间地站在谢林沃德大桥的上面，而这一回，我看的是外艾瑟尔湖的湖面，我不想马上踩动自行车的踏板。那一年正好是大桥建成十周年。我觉得不会有人关注我的存在：父母亲是长辈，丽特是未婚妻，而我只不过是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