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失联

想象一下，如果法律要求，每个公民必须携带一个跟踪器并每小时检查五次。那这跟踪器得无时无刻不离手。法律还规定，夜里你必须把这个跟踪器放在床头柜上，所以跟踪器距离你的身体从来不会超过两英尺（约61厘米）。如果你恰巧在午夜醒来，那么你也该去检查一下机器。你吃饭时得检查，参加体育运动时得检查，看电视时也得检查，甚至看演出、出席婚礼或葬礼时，也要偷偷瞄上一眼。对那些在看演出、出席婚礼或葬礼期间不想检查跟踪器的人，也是可以网开一面的。他们可以在演出、婚礼或葬礼开始前一刻关闭设备，等到活动结束时马上再次打开，然后迫不及待地在从走廊走向出口的路上再检查一下。

再想象一下，无论何时，当你想去听一场音乐会时，法律不允许你去听那种真正的音乐会，而只允许你通过你的跟踪器来欣赏，就好像每场音乐会都是日食，如果你盯着它看就会失明。只有把跟踪器放在眼前，通过它小小的屏幕来观察事物，你才被允许去体验艺术和生活中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

这种法律将被视作是对我们日常自由的一种疯狂的、奥威尔式的（Orwellian）侵犯。人们会造反，尤其在这种法律不断深入的情况下。试想一下，法律规定的不仅仅是检查设备，你还必须通过发文、发图或是发布链接来更新你的行动情况，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你去过的一切地方、吃过的所有食物和见到的所有人，而当你不发布这些信息时，设备会自行监测你的行动并记录到远程服务器上——你在哪，你找过谁。你搜索过哪些信息。

当然，这些法律条款并不是必须的，是我们自作自受。

所以，现在我们必须想出周密的办法来阻止自己陷入到这样的行为当中。比方说在饭店用餐时，人们都把跟踪器放到桌子中间，谁先伸手去拿跟踪器，谁就需要为全桌人买单。也可以是有些项目允许你设置计时器，也就是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可以一直查看邮件、使用应用程序和执行网络搜索。这些办法中的任一种，在奥威尔的论调里，就被称作自由。使你自由之物即是限制你之物。

我们创造的这种文化氛围所带来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但更重要的可能是尝试找出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做。

仅仅几周之前，我还记得我曾对一个友好的熟人有点恼怒。他在脸书上不断更新，有时你会感到，如果你总是阅读他的更新，就好像你和他在一起生活。通常，我是很喜欢他发布的内容的，他聪明、有趣、才华横溢，写的东西风格也不错。而且，他还有一群热爱互动的朋友，所以你可以通过他的页面看到有趣的讨论。但这天，我在想：受够了，真是受够了他的朋友，受够了他的狗，受够了他的想法。

当然，并没有人强迫我去读他的发文，所以我知道我对他的厌烦是不理智的，但我还是很烦躁。而且很显然，我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有些人必须回应得更强硬，因为接下来的这个说法太令人心碎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发文频繁，那是因为我孤独。

我们不断低头去看智能手机，那是因为我们都孤独。

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但确实也是个原因。

我们看手机看得太过频繁，因为我们有瘾，也缺乏耐心，而它可以即时提供我们所需的信息：从读什么书到现在发生着什么，从去哪玩到如何抵达的地图。检查手机来期待新消息、搞笑趣事、让我感到很开心的事情，或是“朋友们”看了我们做的事和分享的内容后为我们“点的赞”和发表的评论，这些可以激发我们大脑中负责愉悦的一些荷尔蒙。

我们总去看手机，因为我们感受到了需求。大多数人的工作不再朝九晚五，如果你是在办公室工作的，那你得保持24小时待命，不断弹出的新邮件等着你去浏览，更别提你的同事总是插嘴的这种更新的交流方式了。如果你不在办公室工作，你也随时得被找得到。这也许是因为你已成为新型经济的一部分，这种新型经济关系里，我们向别人出租时间、才华、汽车、房子、服务来换取定期的加薪。

我们总去看手机，因为我们害怕错过任何事。

我不是勒德分子（Luddite）（就像原来勒德分子也不是勒德分子，他们也不是那么的反对机械设备，而只是抗议失业罢了，这样就很好理解了）。

我发现我的智能手机十分诱人，以各种方式令我的生活变得更轻松，还提供了充分的谈资。我不需要记事，这些信息就在那儿，存在我的备份大脑里。我是快速适应者，也是个很早接受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我非常希望用最新的手机来展示自己是如何经营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