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艺术》放慢脚步（第3/3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林语堂回到中国进行报道，这次他称赞了国民政府。不过在这一时期，他醉心于研究中文打字机。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与英文只有二十六个字母不同，中文有成千上万个独立的汉字。

林语堂将他全部出书所得都投入其中，但是无数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他没能设计出可以大批量生产且价格可以为市场接受的模型。尽管如此，他创造的概念和技术后来还是被应用于密码破译和转录机。对中文打字机的大量投入致使林语堂和夫人在战后破产，此时他们与三个未成年的女儿生活在纽约。194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请他赴巴黎出任美术与文学主任，一家人的经济困境才得以缓解。尽管他憎恶早起上班，但此时已别无选择。

林语堂晚年经济条件转好，他再次专心于写作和学术研究。他督办了第一部现代中英词典的编写，这项工作规模庞大。他还一度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林语堂重返纽约并重新信奉基督教。在1966年来到台北前，他与妻子和三个女儿在纽约居住。1976年，林语堂在台北辞世，享年八十岁。

他的小女儿描述了他在台北最后几年的快乐时光。蒋介石热情地欢迎他的到来，甚至按照林语堂自己的设计为他建造了一幢房子。蒋夫人非常喜欢林语堂，但更青睐他的夫人廖翠凤。

蒋介石还为他们配备了司机和女仆（兼任厨师）。后来，司机和女仆相爱、结婚，并生了一个小孩儿。林语堂和夫人都非常喜欢他。林语堂当时仍在为中英字典的编撰继续工作。他的女儿描述道：“我爸爸下午就停下工作，和我母亲一起出去散步。他们散步的方式堪称完美：司机会把他们送到一条美丽的林间小径，我父母沿着小径散步，司机在大路上跟随。他们随时都可以结束散步，上车回家。”

今天，我认识的几乎所有人，无论多大年纪，只要不是来自中国的，都没有读过林语堂的任何作品，甚至没有听说过他。不过，当我询问我的一位姨妈是否听说过林语堂时，她马上回忆起在1936年的纽约，她的高中毕业典礼上，林语堂应邀演讲。我的姨妈清楚地记得林语堂给出的一条建议：他告诉毕业班的学生们，无论如何，就算负担旅费，他们都应该出去旅行。

如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就已经感觉到了放慢脚步的迫切性，那么如果他活在现今，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不管是在《生活的艺术》的创作地美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工业国家。

我的公寓外面有一个小公园。很小的三角形公园，中间立了一尊一战步兵的雕像。几十年来，这里不过是一小块绿地，但是最近邻居们聚集在一起将它改造成了绿草茵茵的可爱花园，其间还布置了很多长椅。春天，郁金香争相开放；夏天，各种各样的植物茂盛生长；秋天，万圣节时满园都装饰着南瓜灯，茂密的枝叶投下斑驳的阴影。深秋时节，层林尽染显出五彩斑斓。这里正适合闲适地坐着，什么事情都不做。

尽管如此，几乎没有人在这里静静享受。很少有人凝视雕塑或观察植物。他们都看着自己的手，更准确地说是手中捧着的手机。他们发短信、发邮件、发微博，点赞、发推、浏览页面。

我必须承认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们走到哪里，就会把喧嚣忙乱的生活带到哪里。

当然，有些时候，我发的短信、照片、微博就是我眼前的景物。我觉得当我停下来给小花园里的一朵花拍照时，我是以摄影师的视角观察它、欣赏它。有些时候确实如此。不过我的思绪很快就从花本身转移到把照片发给谁或帖子怎样发。发帖时，我会瞧瞧别人发的公园、花朵和孩子。这真是让人烦躁的时刻。我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然后，我就沉浸在网络中，在其中感受愉悦和愤怒，此时身在何处已经无所谓了。林语堂认为我希望什么都不做，我也这样想。可是要做到这点怎么这么难？

不过，林语堂早已指出，闲适生活一直都很难。我的这种表现不足为奇，不能仅归因于电子设备。

即便把苹果手机放进口袋，什么都不做对我来说还是很难。喧嚣忙乱的生活会出现在我的脑海。当我反复阅读《生活的艺术》后，我突然意识到它倡导的并不是行为层面的改变，比如看手机，而是关于如何看待周遭事物的根本改变。

就拿林语堂对安卧眠床的喜爱来说，躺在床上并不是一项活动，而是放慢生活脚步的方式。你可以沉思、倾听，甚至阅读。因此我经常躺在床上读《生活的艺术》。这本书非常适合用零散时间来阅读。每隔几页就有一些句子跳出来，我得思考消化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比如这句“我认为对于感官和情绪的教育要远比对想法的教育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