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父子

老马的祖籍在四川东部,第一年恢复高考老马就进京读书了。后来老马在北京娶了媳妇,生了儿子。但是老马坚持自己的四川人身份,他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一口川腔挂在嘴上。和大部分固执的人一样,他们坚信只有自己的方言才是语言的正确形式,所以老马不喜欢北京人过重的卷舌音,老马在许多场合批评北京人,认为他们没有好好说中国话,“把舌头窝在嘴里做啥子么?”

老马的儿子马多不说四川话。马多的说话乃至发音都是老马启蒙的,四川话说得不错。可是马多一进幼儿园就学会用首都人的行腔吐字归音了,透出一股含混和不负责任的腔调。语言即人。马多操了一口京腔就不能算纯正的四川娃子。老马对这一点很失望。这个小龟儿。

马多这个名字你可以知道老马是个足球迷。老马痴迷足球。痴迷那个用左脚运球的阿根廷天才马拉多纳。老马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成为绿色草皮上的一代天骄,盘带一只足球,在地球的表面上霸道纵横。但是马多只是马多,不是马拉多纳。马多只是他们班上的主力前锋,到了校队就只能踢替补了。然而老马不失望。马拉多纳是上帝的奢侈品,任何人都不应当因为儿子成不了马拉多纳而失望。

老马这些年一直和儿子过,他的妻子在三年之前就做了别人的新娘了。离婚的时候老马什么都没要,只要了儿子。那时候马多正是一个十岁的少年,而老马的妻子都三十四岁了。妻子不服老,都三十四岁了还红杏枝头春意闹。老马在第二年的春天特意到植物园看了一回红杏树。红杏枝头,多么危险的地方。妻子硬是在这么一个危险的地方开始了自己的第二个春天。老马记得妻子和自己摊牌时的样子,她倚在卫生间的门框上,十分突兀地点了一根烟,骆驼牌,散发出混合型烤烟的呛人气味。妻子猛吸了一口,对老马说:“我要离。”妻子没有说“我要离婚”,而是说“我要离”。简洁就是力量,简洁也就是决心。她用标准的电报语体表达了决心的深思熟虑性与不可变动性,随后便默然了。她在沉默的过程中汪了一双泪眼,她用那种令人怜惜的方式打量丈夫。老马有些意外,一时回不过神来。老马用四川话说:“离婚做啥子么?我那(哪)个地方对不起你了么?”妻子听了这话便把脑袋侧到卫生间的里口,她用近乎控诉的语调失声说:“你没有对不起我,是生活对不起我。——这个鬼地方,我的大腿都叉不开!”老马的住房只有十七个平方,小是小了点,可是把大腿叉开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老马不说话。知道她在外头有人了,要不然也不会把骆驼牌香烟抽得这么姿态动人。这个女人在外头肯定是有人了,这个女人这一回一定是铁了心了。女人只有铁了心了才会置世界人民的死活于不顾。老马很平静。老马在大病过后一直惊奇当初的平静。他走到妻子身后,接过她手里的烟,埋着头只顾抽。后来老马抬起头,像美国电影里的好汉那样平静地说:“耗(好)。龟儿子留啥(下)。”

儿子留下了,妻子则无影无踪。老马在生病的日子里望着自己的儿子马多,想起了失败,想起了马拉多纳输掉了一生。失败的生活只留下一场查不出的病;失败的婚姻只留下孩子这么一个副产品。其余的全让日子给“过”掉了,就像马拉多纳“过”掉那些倒霉的后卫。

老马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儿子不能。儿子是老马的命。老马在离婚之后对儿子的疼爱变得走样了,近乎覆盖,近乎自我,近乎对自己的疯狂奴役。老马在醉酒的日子多次想到过再婚,老马的岁数往四十上跑了,正处于一个男人由“狼”而“虎”的转型期,身体内部的“虎”、“狼”每天都在草原上款款独步。它们远离羊群,饿了肚子,时刻都有冲刺与猛扑的危险性。它们和“红杏枝头”一样危险,稍不留神就会把羊脖子叼在自己的嘴里了。那可是伟大的“爱情”呢?爱情不是欲望又能是什么?而婚姻不是爱情又能是什么?所以老马时刻警惕自己,用马多的身影赶走那些绰约和袅娜的身姿,赶走时刻都有可能琅琅作响的剑胆琴心。儿子马多不需要后妈,当老子的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把裤带子收收紧,然后,弄出一副平心静气的模样来,对自己说:“你不行了,软了,不中用了。”于是老马就点点头,自语说:“不行了,软了,不中用了。”

儿子马多正值青春,长了一张孩子的脸,但是脚也大了,手也大了,嘎着一副公鸭嗓子,看上去既不像大人又不像孩子,有些古怪。马多智能卓异,是老马面前的混世魔王。可是马多一出家门就八面和气了。马多的考试成绩历来出众,只要有这么一条,马多在学校里头就必然符合毛泽东主席所要求的“三好”与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四有”。马多整天提着一支永生牌自来水笔到校外考试,成绩一出来那些分数就成了学校教学改革的成果了。学校高兴了,老马也跟着高兴。老马在高兴之余十分肉麻地说:“学校就是马多他亲妈。”这句话被绿色粉笔写在了黑板上,每个字还加上了粉色边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