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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你活到九十岁，很可能也还是如此——尽管我嫉妒那些真能长寿若斯、亲身验证的人。可话说回来，我已经比范·豪滕的女儿活得长一倍了。假若真能让他的女儿死于十六岁，他有什么代价不愿付出呢！

突然，妈妈出现在我面前，挡住了电视，双手背在身后站着。“海蓁。”她喊我，声音严肃得让我以为出什么大事了。

“什么？”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不是我的生日吧，对吗？”

她笑了。“还没到呢，今天是七月十四日，海蓁。”

“是你的生日吗？”

“不……”

“是哈利·胡迪尼 [1] 的生日吗？”

“不……”

“我真的不想再猜了。”

“今天是巴士底日！！”她从身后伸出胳膊，变出两支小小的塑料法国国旗，热情洋溢地挥舞起来。

“听起来真像编出来的，就像‘关注霍乱日’之类的。”

“我向你保证，海蓁，巴士底日可不是什么编出来的日子，你知道吗？两百二十三年前的今天，法国人民攻克了巴士底狱，武装起来，为自由而战。”

“哇噢，”我说，“我们应该庆祝一下这个意义深远的重要日子。”

“巧极了，我和你爸爸刚好计划了一次野餐，去假日公园。”

她从来不放弃努力，我的老妈。我从沙发上直起身子，站了起来。我们一起胡乱做了几个三明治，又从门厅的杂物橱里找出一个满是灰尘的野餐篮。

今天算得上是个好天，夏天终于真正来到了印第安纳波利斯，温暖而湿润——在一个漫长的严冬后，这样的天气提醒你，尽管这个世界不是为了人类而创，我们人类却的确是为世界而造的。爸爸在假日公园等我们，他穿着一身黄褐色西服，站在一个残疾人车位上在手机上打字。我们停车时，他对我们挥手，然后过来拥抱我。“多好的天气啊，”他说，“要是我们住在加利福尼亚，就能每天都有这么好的天气了。”

“是啊，可那样你反倒不会欣赏它了。”妈妈说。她错了，但我没有去纠正她。

我们最后把野餐垫铺在“遗迹”底下了，这个诡异的四方形罗马遗迹好像是扑通一声从天而降，落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一块空地中央的，但它其实不是真正的遗迹：这是八十年前建造的一座模仿“遗迹”的雕塑作品。不过，因为这座假遗迹被人长久遗忘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反而意外成了真正的遗迹。范·豪滕会喜欢这座“遗迹”的，格斯也一样。

于是我们坐在遗迹的阴影里，吃了点午餐。“你要涂防晒霜吗？”妈妈问。

“我没事。”我说。

可以听到风穿过树叶的声音，风还送来了远处游乐场上孩子们喧闹的欢叫声，那些小不点，刚开始学习如何生活，通过探索为他们而建的游乐场，学着探索并非为他们而建的这个大世界。爸爸看我在看那些孩子们，说：“你怀念像那样到处飞跑的时光吗？”

“有时候吧。”但我其实不是在想这个。我只是想注意一切：落在被遗忘的“遗迹”上的光线；一个几乎还不会走路的小孩，在游乐场一角发现了一根树棍儿；不知疲倦的妈妈正在往她的火鸡肉三明治上把芥末挤成锯齿形状；爸爸轻轻拍了拍口袋里的手机，克制住了拿出来看看的冲动；一个人扔出飞碟，他的狗追着飞碟跑，然后扑住，叼回来给他。

我有什么资格说这些事物也许不能永恒？彼得·范·豪滕又有什么资格断言“我们的努力都是暂时的”这种猜测就是事实？我所知的天堂和我所知的死亡，一切都在这个公园里——处于永不停止的运动中的精妙宇宙，满是被遗忘的遗迹和欢叫的孩童。

爸爸举起手来在我眼睛前面晃了晃。“回回神，海蓁。你听见了吗？”

“抱歉，嗯，什么？”

“妈妈建议我们去看看格斯。你说呢？”

“哦，好啊。”我说。

于是，午饭后，我们开车去了皇冠山公墓，这里是三位副总统和一位总统的最后长眠之地，还有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我们开车上山，停了车，许多汽车在我们身后的第三十八街上呼啸而过。他的墓很容易找到：最新的一座。覆没棺材的土堆还没平，墓碑也还没立起来。

我没有什么对他在天之灵的感应之类的，但我还是从妈妈那儿拿了一支傻乎乎的小法国国旗插在他墓前的土地上。也许路过的人会以为他是法国外籍军团的成员之一，或者什么英勇的雇佣兵之流。

下午六点刚过，我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在笔记本上看录像的时候，李德薇终于给我回信了。我一眼就看到邮件里有四个附件，很想先打开附件，但我抵抗住了诱惑，读起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