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等知识分子、以文雅著称的名人，一般而言极其博学（第3/6页）

“亲爱的布里托，我们也该说说你用的手段……孤男寡女，在酒店的客房里，谁会不接受安娜·梅尔塞德斯的独家采访？我也接受。如果这都不算不正当竞争，我真不知道什么才是了。你知道报社的人都怎么称呼她吗？金木耳。”

“真的是金的吗，布里托？都说你知道。”卡尔丁谐谑道。

三个人都笑了，用上好的德国红酒交杯碰盏。但泽济尼奥博士却始终觉得如鲠在喉。在报纸问题上，他是绝对的宗派主义者，珍惜自己现在的地位。为了让《城市报》成为文化代言人，他付了一大笔钱给那些顶着头衔打着饱嗝的小伙子，任凭他们在报纸上发表异端邪说。但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他们居然毫无作为，反倒让平庸廉价的报纸争了先。等他小睡一会儿，必定要在今天的负责人会议上好好敲打一下那些博学闲适的屁股；付给这种人的报酬太高了。他绝不允许自己的报纸落到垫底的位置。

“阿尔杉茹？少校，您认识他？是真的吗？”

我认识他？是谁教我认字的？是谁发现他死在佩罗林尼奥的斜坡的？他差点成为我爹，因为我娘特伦西亚太太认识他时，“独眼”索萨已经跟人跑了。我娘在“黄金集市”支了个摊，阿尔杉茹每天早上都来喝咖啡。他一个人就像一个马戏团：讲故事、朗诵诗歌、说成语俗语。直到现在我还觉得，特伦西亚太太可能爱上他了，但是阿尔杉茹不曾做出承诺。我是他教育出来的，从拼音识字到生活的善恶。

其实还有对烧酒的爱好、对女人的迷恋，但是他还没说，泽济尼奥博士便迫不及待地摇响铃铛，叫来杂役。

“编辑部有人来了吗？哪个？阿里？把他叫过来，快！”他回头看着少校，以他最惯常的方式微笑着，“少校，就是您了，毫无疑问。”他又笑了笑，就像有人送了他一个礼物。“就是您了。”

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少校马上就七十五岁了，没有人比他更受欢迎。毫无疑问，他是最具有巴伊亚特色的人物：人民的律师、不幸者的保护者、穷人的代言人、公共事务中的智囊，在陪审团工作了快五十年，打破了所有辩护与赦免的纪录；在他的代理人中，一无所有、无依无靠的被告不计其数，大部分都完全免费。作为记者，他在每家报社都有一席之地，因为所有报纸都会刊登他那妙不可言的“两行字”，或者是对当局的抱怨请求，或是对暴力不公的揭露，抑或是号召消除贫穷、饥饿、文盲。他曾在一个小党派当选过市政议员，真是一个奇迹。得益于他的公共威望，这个党派还选出了两名自视甚高的人——这个团体的主席、书记——两只贪得无厌的硕鼠。少校将市政厅变成了穷人之家，让其他议员忙得团团转，将市政府所在地改造成新的街区，也就没能再创奇迹。他善于做各种演说，不仅在法院陪审团面前，还包括他参与的各种仪式聚会上。无论是庄严的场合还是婚礼、施洗或者生日宴会上都能听到他洪亮的嗓音。他会在公立学校的奠基仪式上发言，为新店开张祝词，在大人物的葬礼上致哀，在各个党派的政治会议上讲话（很久之前，还允许他讲话的时候）。对他而言，为了捍卫人民的利益，反抗贫穷、失业，支持兴办教育，任何一个演出台、传单都值得利用，哪怕会对自己造成不利影响。

有一个演讲必须要听——啊！就是他在主教堂广场发表的七月二日讲话。他站在巴洛克式的市民演说纪念广场上，面对着众多混血男女的雕塑：拉巴图特[2]、玛丽亚·济黛莉娅[3]、若安娜·安洁莉卡[4]；疯狂的群众多次把他高举起来！

少校擅长用譬喻俗语赢得掌声，再配上他低沉的烟酒腔，对国内外名人的引用——耶稣基督、鲁伊·巴尔博萨与克列孟梭是他的最爱。少校演讲时，常把一些句子概念归于某个名人——活着的、死了的，还有他编造出来的。在庭审辩论中，他常把这些“名人名言”扔到对方脸上，审判长被他的胆大妄为惊得目瞪口呆。有一次，为了在一场正义的辩论中支持一个荒谬的论断，他引用了“意大利与拉丁民族的骄傲、不朽的法学家贝尔纳波”的话，一位年轻自负的审判长决定揭穿他的谎言，撕下这个骗子的假面具。

“少校先生，不好意思，不过我从没听过阁下所说的这位法学家。贝尔纳波确有其人吗？”

少校遗憾地看着这位挑战者。

“阁下太年轻了，读书太少，不知道贝尔纳波的经典著作也很正常。没人能要求你读过这些书。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看书看得眼睛都快瞎了，这种无知就不可原谅了……”

他视力很好，从没戴过眼镜。到了他这个年龄，大部分人的一只脚已经迈进坟墓里了，无异于拿着退休金等死，他却硬朗健壮，“依靠烧酒保鲜”，大半夜的在七扇门的“圣若阿金”吃猪杂，到“市场斜坡”把女人们推倒在床，“不勃起一次就睡不着”，不齐的牙齿间叼着廉价烟斗，双手宽大、骨节突出，衣领高高耸起，身穿白色套装——奥沙拉的儿子必须穿白衣服——领口衣袖偶尔泛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