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 幕间休息；或，啊哈，埃及艳后！

在伊斯坦布尔看一部电影

1964年，影片《埃及艳后》（Cleopatra）在全球上映。但是，像往常一样，我们这些住在伊斯坦布尔的人却是在两年之后，才有幸一睹理查德·伯顿和伊莉莎白·泰勒的明星风采。当时，那些影片总是公映几年后才姗姗来到我们这里，因为土耳其发行人无法支付好莱坞高昂的首映费。但这丝毫不会减弱伊斯坦布尔了解西方文化最新精华的饥渴。相反，在读到有关伯顿和泰勒绯闻的最新小道消息，看到那些令人心痒不已的《埃及艳后》的新闻和电影海报时，伊斯坦布尔人总会按捺不住地慨叹道：“好吧，让我们瞧瞧它究竟什么时候能来到这里。”

回想起我第一次看《埃及艳后》的日子，我记忆中最明晰的，不是电影本身，而是观看电影给我带来的战栗——有相当一部分美国大片都常给我这种感觉。我记得，当影片中上百位奴隶在庄严的庆典里，抬着丽兹·泰勒的宝座时，她再现的，不仅是克里奥佩特拉，也是她自己闪光的职业电影生涯。我记得舰船滑过海一样宽阔的银幕，而不是蓝色的地中海。还有瑞克斯·哈里森，他替代了我头脑中的恺撒形象来教导他的儿子屋大维：一位帝王应以怎样的仪态走路，如何才算举止得体。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坐在座位上瞻望梦想在面前伸展，从屏幕延至世界最遥远的角落。就是那个同样的空间，我的自我开始形成。

怎么来解释那个空间将要发生的事呢？像所有土耳其西化的中产阶级，以及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我很少看“国产”电影。去电影院的时候，我所渴望的，再正常不过——让自己迷失在一系列幻影之中，让我在黑暗中进入某个故事，对这些美丽国度的俊美人物如醉如痴。同样，我还可以与西方世界正面相向，置身其中，品味乐趣。回到家中，我会用英语重复着英俊、坚毅的男主角说的冷酷台词。如同许多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我会格外留意他折起手帕，放入口袋，打开威士忌酒瓶，还有躬身为女士点烟的举止仪态；我总是关心最新的西方发明，例如晶体管收音机和烤面包机。这一切征服了整个巴尔干半岛，席卷了维也纳。在教育部的号召下，人们开始读土耳其语版的巴尔扎克。如此这般，整个土耳其开始与西方的日常生活建立了非常亲密的联系，就像观看他们的电影一样。

正因为如此，电影才变得如同旅行或喝醉酒一样有趣：在电影里，我们与他人面面相对。每件事情的发生，都会为我们带来强烈的震撼。我们的眼睛不渴望看到别的东西；我们的耳朵无法忍受食品包装纸刺啦刺啦的声音，还有嗑坚果的声音。我们坐在这张椅子上，就是想忘掉自己的麻烦，忘记过去和将来的痛苦人生，忘记这些痛苦的故事给我们带来的焦虑。为了认同他者的形象，认同他者的故事，我们准备放弃自我，哪怕只是一小会儿。就像给一幅油画装上画框就有可能使它变成神像，电影院的黑暗也是如此。它将一切排除在外，将我们和我们的幻想框在一起。

看《埃及艳后》的七年之前，我只有五岁，有个被我们称为“电影人”的家伙，经常会到我们避暑公寓旁边的空地上来。他总是带着奇怪的机器：一架便携式放映机。他总把它支在桌子上。如果付给他五个库鲁什，你就可以透过那个视孔，转动曲柄，看上三十秒钟的电影。我记得，我曾这么着看过许多老电影的拙劣剪辑，但现在一个都记不清了。我所记得的是，每次终于轮到我的时候，我就会把头塞到用来遮挡光线的漆黑帷幕里，在黑暗中摸索视孔。那一刻，我像着了魔似的。我们不仅是在电影里与他者面面相对：我们所看到的内容，使一切都在瞬间产生恍若隔世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不论故事如何，电影里他者的滑稽可笑总能激起我们的渴望：渴望友谊、日常生活的乐趣、幸福、权力、金钱、性，当然还包括渴望逃离所有上述的内容以及与之相对立的一切。我还记得，当我仔细盯着画报里扮演克里奥佩特拉的丽兹·泰勒，她正半裸着身子非常动人地洗牛奶浴时，我是多么的好奇和着迷。那时我十二岁，她那影星的躯体，将我拖入一个充满欲望和负罪感的世界。我的混乱思绪主要是由中学老师、惧怕结核病的朋友们，以及大众新闻舆论的可怖警告造成的。他们告诉我：电影，就像手淫一样，会降低孩子们的智力，毁坏他们的眼睛，其虚幻性可能永远抓住他们不放，将他们与现实隔绝。

《埃及艳后》时代的伊斯坦布尔人，喜欢边看电影边说话，这一定是为了冲淡他们与他者遭遇时的危险和兴奋。有人会提醒正直的主人公，注意身后看不到的敌人；有人会气急败坏地咒骂恶人；但大多数人面对屏幕人物展现的某种习惯或进行举世震惊的典礼仪式时，会惊诧地大喊大叫，“看哪！那个女孩居然用刀叉吃橙子！”这里，多少有一种即使布莱希特（Brecht）也未曾料到的疏离感，它有时会带上民族主义的调子。当配有最先进的设备和武器的金手指，递给詹姆斯·邦德一支土耳其香烟，并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香烟时，很多影迷竟然过分到为那个恶人欢呼鼓掌的地步。对于那些被土耳其审查员剪掉的太过冗长的场景和所有带有暴露镜头的恋爱场景，观众们会会心地一改安静凝神的氛围，哄堂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