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 卡尔斯笔记中的雪（节选）（第3/4页）

我们再次走上街头，沿着已经冰冻的卡尔斯河还有那些铁桥，走了很久很久。这里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但无论何时，即使是大白天走到这里，我仍会感到难以承受的哀伤和挫败。现在，小说写了大部分，已经接近完成，但它如今就像这城市一样向我压来。现在，我只想埋头创作小说。这城市仿佛再无秘密可言。我们参观了一座建筑，它曾是俄罗斯领事馆的所在地。过去的日子里，它曾是某个亚美尼亚富豪的私人住宅。后来，俄罗斯军队占领这座城市，他们赶走了亚美尼亚人，将这里变成了自己的军事总部。再后来，城市回到了土耳其人手里。共和国初期，这栋楼房属于某个阿塞拜疆商贾，此人曾与俄罗斯人做生意。之后，它被租给了苏联人做领事馆。如今，这栋楼又为居住在此的家族所有。一个好心人带我在其四周参观时说，他们可不是租下的这栋楼，这个家族买下了它的所有权。

在小说里，我将这里描绘成一栋更大的豪宅，也并未将其卖给现在的所有者，而是租给了一所宗教学校。真正的宗教学校实际上距此很远，坐落在山脚下。为什么我要作这样的小调整呢？我也说不清楚，只是想这么做，如此而已。也许这会使小说更可信，更真实。不管怎样，在我的小说中，宗教学校的地理位置并不具有特殊意义。同时，诸如此类的小调整可以使小说跳出“现实”的窠臼，从而更有利于我的写作。

对我来说，为了让自己相信我的故事，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经常需要描述的，并非真实的卡尔斯，而是我想像中的卡尔斯，它是我必须讲述的故事。而且，只有当我讲述内心故事的时候（尽管充斥着政治暴力），一切对我来说才会变得美丽。另一方面，这种交替使人们认清在心底深处确实存在、我也无意去揭露的谎言与困境，以及隐约存在的良心悲痛和内疚。这种焦虑的另一个原因是，我非常清楚，我的小说会令卡尔斯的朋友难过——比方说赛宰先生，或那个彬彬有礼的市长，他们都对我期望甚高。我于是一直处在矛盾之中。只要我一打开录音机，只要我想寻找关于卡尔斯该写些什么，每个人就会异常激昂地开始抱怨贫穷、政府的疏漏和压迫、不公正，以及残忍和冷酷。我向他们表示感谢时，他们都会说：“把所有这些都写下来吧！”但同时又补充道，“不过，写写卡尔斯的好处吧。”可他们告诉我的，却根本没有什么“好处”！

在卡尔斯，“伊斯兰政治运动”并没有小说中描写的那么激烈。另一方面，直至昨天，市长才告诉我们，在伊斯兰政治的影响下，阿塞拜疆势力开始慢慢消退；那些本要去伊朗库姆求学的人，对其什叶派身份也已颇感厌烦。哈桑·侯塞因·卡尔巴拉宗教典礼即将在此举行，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2月26日　星期二　早晨

今天早上，我五点半醒来。天已经亮了，但街上空无一人。我坐在宾馆里的小桌子前，桌子上镶着镜子，我开始写作。在卡尔斯，只有这么早的时分，在这里醒来，知道自己将再次穿越荒凉的街道，再次步入那间茶室，然后潦潦草草地作些记录，我才会感到高兴。犹如每次即将返回伊斯坦布尔的时刻来临之际，我渴望把整个卡尔斯都记录下来——它哀伤的街巷、狗、各类茶室，以及理发店——把它们留在胶卷上，将其埋藏。

在卡尔斯的最后一个早晨

这是我在卡尔斯的最后几个小时。我再也不会回来了。我沿着结冰的路面走了片刻。每次知道自己即将离开卡尔斯，我仿佛总是有着难以承受的深重忧郁。简朴的生活、温存的友谊、亲昵的感情、脆弱的生命和它的延续，以及身处时间流逝缓慢之地的感触，所有这些都将我和卡尔斯紧密连在一起。

今天早晨，那个馅饼小贩又到团结茶室来了，头上依旧顶着托盘。我正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团结茶室里和我坐在一桌的朋友们聊起了失业问题，谈到了在茶室里那种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感受。“记下这些了吗？”他们问道，“记下来。共和国总统养活了我们公民。总统是个好人。其他人只知道偷摸，投机取巧。记下来。议员们年薪二十亿，他们还要剥夺我们的权利，赚取上千亿。记下来，再记下我的名字。写吧，写吧！”

坐在团结茶室的人们，尽管贫穷，却不是卡尔斯境遇最糟的人。例如，刚才我和他说话的那个人是个绅士，曾经有过工作；其他人，有的做过生意，后来失败了；有的曾是医院主管、部门经理，现在退休了；有的人有自己的运输车。但是如今，他们都无所事事了，就像上次我们在这里遇到的那个破产的裁缝（他曾经拥有不小的服装厂，织布机有十二架）。这些人都曾富有，也获得过成功。这是团结茶室与其他茶室的不同之处。光顾其他茶室的，几乎都是绝望的无业人群——他们是文盲，居住在城市的贫民区内。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却是老式综合俱乐部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