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马里奥 · 巴尔加斯 · 略萨和第三世界文学（第2/3页）

对巴尔加斯·略萨来说，萨特是个伤脑筋的人物，甚至是个父亲式的人物。约翰·多斯·帕索斯曾对萨特产生过很大影响，对巴尔加斯·略萨来说，他同样也是个重要的人物。略萨赞扬帕索斯拒绝廉价的伤感、勇于就新叙事形式进行实验。像萨特一样，巴尔加斯·略萨也采用了拼贴、并置、蒙太奇、剪拼，还有其他类似的叙事手法，来构建管弦乐般和谐的小说。

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巴尔加斯·略萨赞扬了多丽丝·莱辛，称她是萨特意义上的那种有“政治倾向”的作家。对巴尔加斯·略萨来说，“政治倾向”小说要全力表现所处时代的争端、传说和暴行，而他自己早期的左派小说就是该类小说的典范之作。我们在这些早期小说里看到的，是一个想像丰富、顽皮有趣的左派分子。巴尔加斯·略萨在多篇文章中谈到，在所有作家中，包括乔伊斯、海明威和巴塔耶（Bataille）等，最让他感激不尽的是福克纳。巴尔加斯·略萨对《圣殿》（Santuary）的某些特点加以赞美，例如场景并置和时间跳跃，而这些在他自己的小说里有着更伟大的表现。在《安第斯谋杀案》（Death in the Andes）里，他就非常熟练地使用了以下手法——对声音、故事和对话果断地进行交叉剪接。

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安第斯那些荒凉、濒临消亡的小城镇中，发生在空旷的山谷里、矿床上、山路上以及荒弃的田野里。故事的主要情节是调查一系列可能由谋杀引起的失踪。看过巴尔加斯·略萨其他一些小说的读者，对小说中的人物，调查员利图玛下士和从事同样工作的民事警察托马斯·克雷诺，都非常熟悉。这两人奔走在山间，盘问各种嫌疑人员，彼此诉说自己以往的爱情故事，同时还要警惕毛主义光明之路游击队的伏击。他们在路上碰到的人，那些人讲的故事，再加上他们自己的个人过往，无疑是一幅巨大的生动画面，勾勒出当时处于苦难中的秘鲁。

当然，最后的证据表明，凶杀嫌犯是光明之路游击队员和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在当地开了一家小卖部，他们表演一些奇怪的节目，让人联想到印加风俗。光明之路游击队在当地的冷酷政治谋杀被披露出来，古印加祭祀礼仪的证据也得以确证，之后，小说气氛逐渐地越变越黑暗。吹过安提斯荒蛮地带的，是一阵非理性的强风。在书中，死亡无处不在——在秘鲁的贫困中、在游击战的严酷现实里、在普遍的绝望中。

但是，读者会很迷惑：难道巴尔加斯·略萨这位现代主义作家，已经变得不知所措？他似乎已成为后现代主义人类学家，回归本土去研究它的非理性、暴行、启蒙前的价值观和各种礼仪。这本书充斥着传说、古老的神灵、山中精怪、恶魔、魔鬼和女巫，这些内容已经超出了故事本身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想用头脑来理解这些杀戮，那我们就错了，”书中的一个人物说道，“这些事情根本就无理性可言。”

奇怪的是，小说自身的结构并没有任何的非理性痕迹。《安第斯谋杀案》有两种对立的目标：一是成为一部展示笛卡尔式理智和逻辑的侦探小说，二是要营造一种非理性的气氛，它足以暗示出暴力和残酷的隐秘根源。这些交叉的目标使得小说没有足够空间展现新的视野。《安第斯谋杀案》说到底，是一部典型的巴尔加斯·略萨式小说。尽管小说偶尔会给人混乱之感，但在叙述上一直控制有度，人物声音也有细致的调度。所以，该小说的力量与美感就在于其行文的紧凑。

《安第斯谋杀案》尽管规避了现代主义者对第三世界的陈腐假设，但它也不是品钦《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那样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它把“他者”视为一种非理性的存在，深植于独特的追求和背景之中，例如巫术、奇怪的礼仪、荒蛮的地带和残忍的行为。但是，把这部小说当成关于神秘文化的粗俗表述，来打发了事，同样也是错误的。因为，该小说是有关秘鲁日常生活的一个玩闹、机趣的文本。简而言之，它是一段可信的历史。它对小城镇游击队活动的记述，它对一名士兵和一个妓女间扣人心弦的风流韵事所作的描述，都具有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如果《安第斯谋杀案》中的秘鲁，是一个“无人能懂”的地方，那么现实生活中，它同样是一个这样的国家，这里的每个人都情有可原地抱怨着可怜的工资，抱怨自己竟然愚蠢到冒着生命危险去挣这笔工资。巴尔加斯·略萨尽管总是热衷于实验，他却是拉美作家中最具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家之一。

巴尔加斯·略萨的主人公利图马下士，是《谁是杀人犯？》（Who Killed Palomino Molero?）中的中心人物。这部作品也是一部侦探小说。小说《绿房子》（The Green House）取自一家妓院的名称。书中的利图马过着双重人生，他同样还出现于《胡莉娅姨妈与作家》（Aunt Julia and the Scriptwriter）的某些片断里。巴尔加斯·略萨通过利图马，有根有据、充满同情心地刻画了一位士兵：他那务实的实用主义和坚定的责任感，使他不会走向极端主义，他还真正具有深谋远虑、具备生存的本能和刻薄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