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海岛

出生后一周，我被送到了黑贝里亚达，在那儿度过了1952年的夏天。我祖母有一栋两层大宅，花园环绕，坐落在离黑贝里亚达很近的丛林中。一年后，在这栋洋楼里与走廊一样宽的阳台上，家人拍下了我迈出的人生第一步。2002年，写这篇文章的日子里，我在黑贝里亚达租了一栋与从前一样的别墅，距儿时生活的那栋不远。我的五十个夏季，多数是在位于博尔盖兹（Burgaz）的王子岛、布约克卡达（Büyükada）、萨蒂法达（Sadefada）或是黑贝里亚达度过的，写写小说。黑贝里亚达的幼时别墅里有一面墙角，我和堂兄们每个夏季都要在那里刻画下自己的身高。后来，家族遭受了一系列纠纷，经历了商业破产以及遗产纷争，它就被卖掉了。但我仍时不时回到那里看看，看看我们曾在那里留下的记号，看看在那里我们究竟长高了多少。

对我来说，伊斯坦布尔的夏季，开始于前往黑贝里亚达之际。此前，学校放假了，海水暖和了起来，适宜游泳。樱桃、草莓都便宜了起来。我孩提时代，人们为去岛屿度假而做的准备，往往要费时很久，远胜于今日。因为，那时岛上的房子里都没有冰箱，那被看做是昂贵的西方奢侈品。在尼尚塔石公寓，我的祖母通常会先把冰箱除过霜，然后，让搬运工人来把它捆好，放入麻袋中，用滑轮将它扛在肩上。锅盘之类的会用报纸包好，毛毯里放入樟脑丸后被卷起，在洗衣机、吸尘器持续不断的轰隆声，家人的争吵声，以及叮叮梆梆的修理声中，大家把椅子、木制家具、冬季的窗帘都用报纸盖好，以免阳光暴晒。所有这些做完后，我们就急匆匆地涌上一艘渡船，其形状独特，一眼就能看出。那时我总是兴奋不已，难以抑制。每个夏季，我们度过的那九十分钟之旅，感觉似乎永无终点。清凉的海洋空气带着青苔和春季的气息。呼吸着如此的空气，我和哥哥会在甲板上一再跑来跑去，央求祖母或是母亲从穿着白衬衫的侍应生那里给我们一人买一瓶汽水，他们总是端着盘子穿梭来去。随后，我们会下到船舱底部和厨子聊天——他总是和一堆手提箱、行李包、冰箱待在一起。轮船到了科纳里（Kınalı）和博尔盖兹的头一站时，我们会看着人们将缆绳系好，欣赏着码头四周发生的一切，对每个细节都格外留意。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种别处听闻不到的声音，所有居住于此的人们都对此甚为熟知，并彼此分享这一秘密：巴黎的地铁汽笛声，罗马的摩托车轰轰声，以及纽约奇特的呼啸声。伊斯坦布尔也有一种声音，只为它的居民所熟知。那是一种六十多年来，当渡轮驶入木质码头时，他们听到的金属轰鸣声。我们的渡轮最后终于到达黑贝里亚达了，我和哥哥立刻跑过码头，冲向岛上。祖母和母亲在身后喊着让我们小心别摔倒，而我们早把她们抛在脑后。

19世纪中期，伊斯坦布尔的有钱人和城市的中上等阶层才开始喜欢在岛上度假，并修建他们的避暑处所。因此，到18世纪末，仅只有稍大的土耳其轻便货艇从托菲恩（Tophane）海岸，行驶半天的时间光顾这座岛屿。再早的日子，这座岛屿就只是战败的拜占庭帝王和政治犯们的流放地；岛上除了有监狱、修道院、葡萄园和小渔村之外，其他地方都渺无人烟。19世纪开始，伊斯坦布尔的基督徒和黎凡特人（Levantine）[1]，以及各国使团开始将它视为自己的避暑胜地。1894年，一艘英制渡轮投入夏季日常运营后，往来伊斯坦布尔和布约克卡达之间的时间，缩短至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随着上个世纪50年代“快捷”服务的到来，伊斯坦布尔有钱人得以每晚在四十五分钟之内，就回到他们居住的岛上，再不同于那些拜占庭帝王、女皇和王后们，他们或许一生只有一次，能花费半天时间，乘坐轻便帆船到达那里。更别提那些在拙劣的王位争夺中失败后，被烧毁了双眼的王储们。在上个世纪60和7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有钱人还没有发现安塔亚（Antalya）、博得卢姆（Bodrum），或是南部海岸。那时，人们很难在从卡拉廓伊起航的夜间渡轮上找到位置，以至于重要人物不得不派遣男仆去提前占位，等尊敬的主人到达后，再把位子给他。不论是犹太人、基督徒还是穆斯林，城市的有钱人都没有读书的习惯。他们总是喜欢用抽烟、凝望海面或是打量对方来消磨时间。这些经常往返的企业家们，也常做一些抽奖活动来活跃气氛。奖品常是大菠萝或是几瓶威士忌——由于比较稀罕，它们都被看做是奢侈品的象征。我还记得叔叔有天晚上回到黑贝里亚达的家中，笑呵呵地拿着一只他赢来的龙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