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隐含作者（第3/4页）

为什么某个人自身的喜乐习性能够创造出一部吸引众多人的作品呢？《我的名字叫红》的读者都赞成谢库瑞的言论，认为企图解释一切事情，是一种愚蠢行径。我自己在这一点上，也并不同情与我同名的小主人公奥尔罕，而是赞成那个母亲，尽管她总爱温柔地取笑他。然而，假如你容许我像奥尔罕那样行事处世，也做一回蠢人，我则非常乐意来解释，为什么对作家能起到良药效果的梦想，对读者也同样有效。那是因为，倘若我完全沉浸在小说之中，写作感觉良好——如果我能使自己远离电话铃声，远离日常生活的各种麻烦、琐事以及沉闷无聊——那么，我就会想起儿时玩的游戏，那些规则令我得以自由飘浮在写作的天堂，仿佛任何事情都简单起来，仿佛我置身于一个可以看穿任何房间、汽车、船只和建筑物的世界中，因为它们都是玻璃制成的，它们开始向我透露自己的秘密。而我的工作就是推测其规则，仔细聆听，并且喜悦地看着这个世界内部的进展，与我的主人公一起坐进汽车、巴士，环游伊斯坦布尔，参观那些开始让我厌倦的场景，用新鲜的眼光审视它们，并以此改变它们。我的工作就是要玩得开心，并无需对此负任何责任，因为就像我们喜欢对孩子说的那样：在取悦自己的同时，我可能恰好也在学东西。

一个最富想像力的小说家，他的最大美德就在于他能像孩子一样忘记这个世界，充满喜悦地生活其中，无拘无束，并与这已知世界的各种规则周旋——但同时，作家的眼光可以超越自由想像，投向未来那更深刻的责任感，这使很多读者都能将自己沉浸在故事之中。小说家也许看上去整日都在游戏人生，但他其实怀有最深的信心，自信比任何人都更为严肃地看待人生。这是因为，他能以孩子独有的方式，直接看穿事物的本质。他有勇气为我们曾随意玩耍的游戏设置规则，并深信读者也会接受同样的规则、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句式，乃至整个故事。好的创作，就得允许读者说，“我自己也想这么说，但只是羞于让自己那么孩子气。”

随着前进，我在探索、创造并不断拓展的这个世界在完善着自己的规则，等待着那不知来自何处的风扬起我的船帆，并凝视着我的地图——这样的世界只有孩童般的天真才能创造出来，而我有时却丧失了这种天真。所有作家都会遇到这种情形。有时我会停滞不前，有时我会回到之前曾搁置一边的小说某处，却感到无法再次拾起它。这种痛苦非常普遍，但比起其他作家，我所经历的可能要少些——倘若我也无法拾起曾经搁置的某处，我总会打开小说的其他缺口。因为我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自己的地图，知道我可以无需按照阅读顺序，而从另一章节写起。这一点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去年秋天，我被各种政治事件纠缠，我的写作陷入了一种类似卡壳的状态，当时我似乎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些对小说创作有影响的东西。让我来试着解释一下。

因为那宗针对我的诉讼案和那时所处的政治困境，我成了一个非常“政治化”、非常“严肃”、非常“有责任心”的人，而我并不想这样：事态令人悲哀，思想状态更让人悲哀——让我这么一笑而过吧。因此，我无法进入写小说必需具备的孩童般的天真状态，这很容易理解，我也并未感到吃惊。随着事情慢慢进展，我告诉自己，我那迅速消失的、无须负责的精神、孩子气的游戏和幽默心态总有一天还会回来，那时我就能完成已经写了三年的小说。然而，每天清晨，我还是会赶在一千万伊斯坦布尔人之前就起床，努力想进入午夜寂静时分未完成的小说之中。我这么做，是因为我是如此渴望回到那个深爱的第二世界。在竭尽努力之后，我开始能够在脑海中捕捉到小说的一点点内容，并目睹它们在我眼前上演。但这些片段，其实并非来自我正在写的小说：它们来自完全不同的故事。在那些乏味、无趣的清晨，我眼前掠过的，不是我写了三年的小说，而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躯体，里面的场景、句子、角色，还有些陌生的细节都属于另外一部小说。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把这些片段记在本子上，并草草写下以前不会感兴趣的一些想法。这另一部小说的内容与一位已故当代画家的绘画有关。当我再现这个画家的时候，我关心的还有他的画作。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明白了，为什么在那些无聊的日子里，我无法找到孩子一样无须负责的感觉。我再也回不到那种童真状态，我最多只能回到我的童年，回到我曾梦想成为艺术家（就像在《伊斯坦布尔》中描写的那样），在清醒时分，一幅接一幅绘画的那些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