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隐含作者

我写作已经有三十年了。这句话我已经说了颇有一段时间。事实上，我已经说了那么久，以至于它听起来都不像是真的。现在，我业已进入写作的第三十一个年头。尽管有一些夸张，可我仍然喜欢说，我写了三十年的小说。偶尔，我也写些其他的文章：散文、评论、对伊斯坦布尔或是政治的反思以及演讲等。但我真正的使命，让我和生活紧密相连的事情，仍是小说写作。有许许多多杰出的作家，他们写作时间比我更长，有的在不经意间，已经写了半个世纪之久。还有许多作家，我曾一遍又一遍地读他们的作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他们的写作生涯都超过了半个世纪……那么，作为作家，为何我对自己的三十周年如此在意呢？这是因为，出于习惯，我此刻渴望谈谈写作，特别是小说写作。

为了使自己高兴，我必须每天服用文学这剂药丸。在这一点上，我与每天都服药的病人没有什么不同。小时候，当知道糖尿病人每天都要注射胰岛素时，我就像大家一样，为他们感到难过，我甚至认为他们就是半死之人。而我对文学的依赖，也使我同样像个半死之人。特别在我还是年轻作家的时候，我感到别人看我，就仿佛我是与真实生活脱节的人，注定会成为“半死之人”。也许更准确地说，是“半个幽灵”。有时，想到我已经死了，而只有文学才能使我重生，我甚至感到很享受。对我来说，文学就是良药。如同他人口服或注射的药物一般，我每日的药剂，文学——倘若你愿意，也可以称它为每日解瘾的毒品——必须达到一定标准。

首先，这药剂必须有益处。它的好，在于让我明了它有多么真实、有效。读某部小说中隽永深刻的段落，进入那个世界，并相信它是真实的——没有什么比这更令我高兴，更让我与生活紧密相连。我也更希望那作者业已过世，那样就不会有一丝阴云般的忌妒来减弱我对他的赞叹。年岁愈长，我就愈相信，最好的作品往往出自已过世的作家之手。即使他们尚未死去，感知他们的存在，也仿佛像感知某个幽灵。这就是为什么，在大街上偶遇某个伟大作家时，我们会把他们当做幽灵，好似在远处看到某个奇迹，不敢信自己的眼睛。只有少数几个勇敢的人，敢接近这幽灵，求取签名。有时我会提醒自己，这些作家很快就会死去，而一旦他们逝去，其遗留下来的作品就会在我们心中占据更珍贵的位置。当然事情并非总是如此。

如果说，我的所写之物就是我每日的文学药剂，那么它也是千差万别的。对于那些与我有着类似痛苦的人来说，最好的治愈之法，最重要的快乐之源，就是每天写上半页不错的文章。三十年来，我平均每天会独自在屋中度过十个小时，坐在书桌旁写作。而如果你只考虑那些尚属出色、已经发表了的文章，那么我每天的成果还远远不到半页。我写的东西大多都达不到我自己的质量要求。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的两大痛苦之源。

但请别误解我：像我这样如此依赖文学的作家，绝不会肤浅到对自己作品的美妙之处欢欣不已，也不会因这类作品共有几部，或是获得什么成就而沾沾自喜。文学不会听任这样的作者来装模作样拯救整个世界；而只是给他一个机会来打发日子。每一个日子都是艰难的。如果你什么都不写，它将会愈发艰难。是的，如果你什么都写不出来，情况就会如此。重要的是，你得寻找足够的希望来打发日子；因此，如果你读到的某本书或某页文章还不错，就要让自己乐在其中，找到幸福，哪怕只有一天也好。

容我来解释一下，假使一天之内我没有很好地写作，或者无法让自己沉浸在一本书内，我会有什么感受。首先，世界在我眼前改变了，变得不能忍受，面目可憎。了解我的人都会看到这种事情的发生，因为我自己开始变得像我看到的那个世界。例如，晚上，我的女儿仅从我脸上可怜无望的神情就能看出，那天我写得并不顺利。我也曾想向她隐瞒，但是做不到。在那些黑暗时刻，我觉得生死之间没有界线。我不想和任何人讲话——幸好，看到我这种状态，也没有人愿意同我讲话。通常，每天下午一点到三点之间，这种绝望情绪都会降临到我身上，不过程度没那么严重而已。现在我已经学会了如何用阅读和写作来对付这种情绪：如果行动及时，我可以使自己不至于陷入行尸走肉般的消沉之中。

倘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因为诸多原因没法用纸笔来治愈自己，无论是因为旅行也好，瓦斯账单未付也好，还是因为服兵役（这种情况有一次），政治事件（近期频繁发生），或是其他诸如此类的妨碍——那么我都会感到痛苦像水泥一样牢牢凝固在我体内，我的身体几乎无法移动，关节僵硬，脑袋似乎变成一块石头，连汗液的味道都仿佛与往日不同。这种痛苦还会增长，因为生活充满了琐事，妄图使一个人远离文学。我可能坐在某个喧嚣嘈杂的政治会场中，在学校走廊上与某个同学闲聊，与亲戚吃着假日大餐，竭力与某个用心良好但观点与我迥异的人谈话，被电视屏幕上各类图像所包围；我可能在参加某个非常重要的商业会议，或是随便买点什么东西，或是在前往公证人那里的路上，或是为办护照去拍张照片——突然间，我的眼皮就会沉重起来，尽管还是日当正午，我也会昏昏睡去。当离家很远，无法回到房间内独自消磨光阴时，我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正午时分小憩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