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我的名字叫黑

我那守寡、失去了父亲、伤心欲绝的谢库瑞迈着轻如羽毛的步子走了之后，我带着她身后留下的杏仁幽香和婚姻迷梦，呆呆地沉浸在了吊死鬼犹太人空屋里的静寂之中。我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粥，但心思却转得飞快，想得我头都要疼了。甚至还来不及好好地哀悼我姨父的死，我已经迅速地跑回了家。一方面，疑虑之虫啮咬着我，告诉我说：我是谢库瑞伟大计谋里的一颗棋子，她在耍弄我；然而另一方面，幸福婚姻的幻想固执地在我眼前，挥之不去。

我的女房东在门口拦住我，盘问我上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么大清早回来。与她交谈了几句之后，我回到房间，拿出藏在床垫里的腰带，从衬里取出二十二枚威尼斯金币，用颤抖的手指把它们放进了钱包。当我再度回到街上，立刻明白，谢库瑞那双黝黑、泪湿、忧愁的眼睛，将会萦绕我的脑海一整天。

我向一位永远笑嘻嘻的犹太兑币商换了五枚威尼斯狮子金币。接着，我心事重重地回到了这个到现在为止我都没跟你们说起过的住宅区（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区的名字：雅库特），回到了我姨父家所在的街道，我过世的姨父与谢库瑞的孩子们就在此地他们的屋子里等我。沿着街道疾走时，一棵高大的梧桐树，因为我在姨父过世的当天就在为婚姻的美梦与计划奔波而瞧不起我。接着，随着冰雪消融而嘶嘶流着水的喷泉池朝我耳里低声细语：“别太在意，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只管快乐。”“好是好，”角落里一只不吉利的黑猫一边舔着毛一边反驳着我,“不过，每个人，包括你自己在内，都怀疑你涉嫌你姨父的凶杀案。”

野猫停下了舔毛的动作，我的目光陡然对上了它邪气的眼睛。不用我说你们也明白，伊斯坦布尔的野猫在当地人的娇宠下变得多么厚脸皮。

阿訇先生不在家，我在街区清真寺的院子里找到了他，他有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和下垂的眼睑，看起来好像永远没睡够。我请教他一个琐碎的法律问题：“一个人什么时候有义务出庭作证，什么时候可以自愿出庭作证?”我扬起眉毛专心聆听他倨傲的回答，假装自己是头一次听闻。“如果有其他证人在场，一个人是否愿意作证是他的选择。”阿訇先生解释说,“不过，在现场只有一个证人的情况下，他必须依照真主的旨意作证。”

“我目前便处于这种窘境。”我继续话题说,“尽管情况人尽皆知，但所有证人都以‘又不是义务，只是自愿’的借口，规避自己的责任，不愿意上法庭。结果是，我所帮助的那些人的迫切问题得不到解决。”

“这个嘛，”阿訇先生说,“你为什么不稍微松松你的钱包呢?”

我拿出我的钱兜，给他看里头挤满的威尼斯金币：开阔的清真寺庭院、阿訇的脸、我们大家霎时都笼罩在了闪耀的金色光芒中。他问我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

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姨父大人生了重病，”我透露,“临死前，他希望女儿的寡妇身份得到正式确认，赡养费的给付得到认定。”

我甚至不需要提起于斯屈达尔法官的代理人，阿訇先生马上就明白了一切，他说所有邻居一直很同情可怜的谢库瑞小姐的不幸，早就该这么做了。与其在晋见乌斯库达法官时再临时寻找第二个证人，为合法离婚作证，他提议不如就找他的弟弟，他就住在附近，也很清楚谢库瑞与她可爱孩子的困境。现在，如果付一枚金币给这位弟弟，我也算是为他做了一桩善事。我答应付阿訇两枚金币，他又为我替第二个证人打了折扣，我们当场达成了协议。于是阿訇先生到他的弟弟家去了。

接下来的一天，仿佛我在阿勒颇的咖啡馆看见说书人表演的“猫与鼠”故事。由于故事中充满冒险和诡计，尽管写书的人会以优美的书法写成叙事体诗歌，却一点都不会当真，也不会让人把它们画成图画。我，相反，则愉快地把我们一天的冒险分成四个场景，在我心中描绘成四幅想像的图画。

在第一幅画中，细密画家笔下的我们乘着一艘红色的四桨长船，挤在一群肌肉发达、粗犷的船夫之间，从翁卡帕尼出发，缓缓地穿越蓝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航向于斯屈达尔。阿訇和他瘦小黝黑的弟弟正忙着与船夫聊天谈笑，享受这段意外的旅程。与此同时，沉浸于眼前挥之不去的婚姻美梦中，我深深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奔流的海水在阳光明媚的冬日早晨显得格外清澈。我留意着海底是否有任何不祥的征兆，比如说，我担心自己可能看见海底有一艘海盗沉船。因此，无论这位细密画家为海水和云朵涂上多么欢愉的色彩，他必须在深邃的海水里加入某种与我的快乐美梦同等强烈的暗示，来象征我的黑暗恐惧——譬如，一条长相丑恶的鱼——让读者明白我们的冒险并非全然前程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