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麦夫鲁特离家出走 要是明天在街上看见，你能认出她来吗？（第2/4页）

费尔哈特：麦夫鲁特没能毕业，而我最终念完了高中。高考我没能考出好分数。来到这里以后，我在一家巧克力糖厂的停车场干了一段时间，我们家人在厂里的会计部门上班，但那里的一个奥尔杜流氓对我很不友好。我和街区里的朋友们在一个组织混了一段时间。我为什么要叫它“组织”，就像为了避嫌做广告而不写政党名称的报纸一样，它的名字叫TMLKHP-MLC。但那些人不适合我。尽管我明白他们不适合我，可出于对他们的敬重和恐惧，我仍然和他们混在一起，为此我感到内疚。麦夫鲁特带来一笔钱太好了。我俩都明白，就像库尔泰佩一样，加齐街区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一个好地方。1978年12月，卡赫拉曼马拉什的阿拉维派街区被焚烧、抢劫，还有针对他们的屠杀，让加齐街区活跃起来，也带来了新的力量和政治化。我们觉得，如果服兵役之前在市中心，也就是卡拉柯伊和塔克西姆附近找个地方住下，那我们就可以打更多工、挣更多钱，我们的时间也可以用来从街上的人群中挣钱，而不用花费在路上和公交车上。

卡尔勒奥瓦餐馆，位于贝伊奥卢的塔尔拉巴什方向，是奈维扎代路后面的一家老旧的希腊人小酒馆。1964年的一个夜晚，店主和被总理伊斯梅特帕夏从伊斯坦布尔赶走的其他希腊人一起离开了城市，一个名叫卡德里·卡尔勒奥瓦人的宾格尔招待员接手了小酒馆。十五年来，他中午为附近的裁缝和金器店里的人、贝伊奥卢的小手艺人提供烧煮食物，晚上给来喝酒的人和去看电影的中产阶级酒鬼提供拉克酒和开胃小吃，只不过餐馆濒临倒闭。导致关门危机的原因，不仅是影院里放映的让中产阶级人群远离贝伊奥卢的色情电影，以及街上的政治恐怖；还有就是，脾气暴躁、吝啬的老板，认定一个未成年的洗碗工从厨房偷了东西，一个中年招待员为了维护那个孩子提高了嗓门，因此老板决定开除他们俩。随后，对工作不满的四个员工为表示声援也结账离开了餐馆。从麦夫鲁特爸爸那里买酸奶的这个阿拉维派库尔德人老板，同时也是费尔哈特家的熟人。因此两个小伙伴决定，服兵役之前帮助衰老疲惫的老板重振餐馆。这对他们来说也可能是一个好机会。

他们搬进了餐馆老板给未成年洗碗工、传菜员和年轻服务员居住的一个老旧单元房。由于员工的离开，那套房子几乎全都搬空了。位于塔尔拉巴什的这栋三层小楼的希腊建筑，八十年前其实是为一家人居住设计的。但在1955年9月6—7日发生的“九六七事件”中，由于周围的东正教教堂被焚，犹太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商店遭洗劫，这栋小楼也和整个街区一起掉了身价，楼内被石膏墙分割成了几个小单元房。持有房契的真正房东在雅典生活，也难以轻易来伊斯坦布尔，于是房租就由一个叙尔梅内人代收，而麦夫鲁特一次也没见过这个人。

单元房带双层床的一个房间里，住着两个念完小学的马尔丁小孩，一个十四岁，另一个十六岁，都是餐馆里的洗碗工。麦夫鲁特和费尔哈特搬出其他房间里的双层床，用他们从四周找到的东西，按照自己的喜好各自布置了一个房间。这是麦夫鲁特离家出走后，也是他将独自生活的第一个房间。他从楚库尔主麻的一家旧货店里买了一个破旧的茶几，经得老板同意从餐馆搬来了一把椅子。餐馆夜里十二点关门之后，有时他们和洗碗工一起弄些下酒菜（奶酪、可乐、鹰嘴豆、冰块，还有很多香烟），说笑着喝上两三个小时。他们从洗碗工那里得知，之前餐馆里的那场风波并不是因为洗碗工的偷窃行为而起，而是老板和洗碗工小孩之间关系的败露，引发了单元房里睡双层床的服务员们的愤怒和反对。他们让洗碗工把这个故事又重新讲了一两遍，这为他们偷偷嫉恨年老的宾格尔老板提供了一个良好开端。

两个马尔丁孩子的梦想则是卖贻贝塞饭。在伊斯坦布尔乃至整个土耳其，所有做贻贝塞饭的都是马尔丁人。他们不断重复地说，尽管马尔丁不靠海，但马尔丁人攫取了贻贝塞饭的营生，而这得益于他们的精明和智慧。

当费尔哈特对那两个孩子的马尔丁民族主义情结感到厌烦时，他说：“那有什么伙计，伊斯坦布尔卖面包圈的全是托卡特人，但我还没听到有人说，这足以证明托卡特人的精明！”“贻贝塞饭和面包圈不是一回事。”孩子们反驳道，“所有开面包坊的都是里泽人，他们也为此炫耀。”麦夫鲁特举了另外一个例子。这两个念完小学就来伊斯坦布尔打工的孩子比麦夫鲁特小七八岁，他们嬉闹、活泼的样子，他们津津乐道讲述的关于老板和其他服务员的离奇故事和传闻，影响了麦夫鲁特，很多时候，他发自内心地相信从他们那里听来的关于街道、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