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从村里娶姑娘 我的女儿不出售

考尔库特：去年的战争和大火之后，多数阿拉维派人在半年里离弃了街区。有些人去了远处的其他山头，比如奥克泰佩，另外一些人去了城外的加齐街区。祝他们好运！但愿他们在那里不会麻烦我们国家的警察和宪兵。如果一条国际先进的六车道高速公路，以八十公里的时速向你的鸡窝和无地契的一夜屋展开，再说“革命是唯一出路！”，你就只能骗骗自己了。

散漫的左派团体撤离后，区长开具的地皮纸的价格便立刻上涨。随之出现意图圈下新地皮的精明之人和武装团伙。年迈的哈吉·哈米特说要给清真寺买地毯时，“他赶走了宾格尔和埃拉泽的阿拉维派人，侵吞了他们的地皮，让他自己出钱。”这样背后说闲话的人以及那些一毛不拔的人，便马上根据新的建筑规划，收集了地皮和地皮纸。哈米特先生也在库尔泰佩开始了新的建筑工程。他在哈尔曼泰佩又新开了一家面包坊，还不惜工本地为他从村里带来的单身工人，建造一栋带电视、祈祷室和空手道馆的宿舍楼。服完兵役，我当上了这个宿舍楼施工队的队长和建材商店的供给组长。每逢周六，哈吉·哈米特先生就在宿舍楼的食堂，和民族主义者单身汉们一起吃饭，他们喝阿伊兰9，吃肉、米饭和沙拉。我成亲也得到了哈米特先生的慷慨资助，在此我向他表示感谢。

阿卜杜拉赫曼：我的大女儿维蒂哈十六岁了，为了给她找一个如意郎君，我费尽了心思。当然，说亲这种事最适合女人们在洗衣服、洗澡、购物、做客时来做，但我那没娘的孩子们既没有妈妈，也没有姨妈和姑妈，只好由我来给她们说亲了。得知我专门为此事坐大巴去伊斯坦布尔的人，立刻开始说，我要为漂亮的维蒂哈找一个有钱的丈夫，说我会把礼金装进口袋里买酒喝。我听到这些闲话了。他们说闲话、嫉妒像我这样一个残疾人的原因是，尽管脖子歪，但我是一个能够和女儿们幸福生活、懂得享受人生、知道喝点小酒的幸运之人。只有骗子才说我喝醉了就打老婆；不看看自己的歪脖子，为了和贝伊奥卢的女人们吃饭去伊斯坦布尔。到了伊斯坦布尔，我去了上午卖酸奶的人常去的咖啡馆，见到了依然还在上午卖酸奶、晚上卖钵扎的老朋友。自然我也不能立刻说，“我是来为女儿找丈夫的！”先要嘘寒问暖一番，继而建立起一些友情，如果晚上一起去酒馆，那么推杯换盏中也就顺理成章地说开了。我们在阿克谢希尔水晶照相馆拍的一张维蒂哈的照片，可能是聊天时，我从口袋里掏出来炫耀着给他们看了。

哈桑伯父：我不时从口袋里拿出居米什代莱女孩的照片看一眼，是个漂亮的女孩。有一天我在厨房给萨菲耶看了照片。“萨菲耶，你觉得怎么样？”我问她，“这个女孩嫁给考尔库特合适吗？她是那个歪脖子·阿卜杜拉赫曼的女儿。她爸爸来了伊斯坦布尔，去我的杂货店坐了一会儿。以前他也是个勤快人，只是体质虚弱，被酸奶的扁担压弯了脖子，回了村里。显然，他现在没钱了。阿卜杜拉赫曼是个非常狡猾的人。”

萨菲耶姨妈：我的孩子考尔库特，建筑工地、宿舍楼、汽车、司机、空手道，忙得焦头烂额。我们很想让他结婚，可他是个非常强硬、高傲的人。如果我说，你二十六岁了，我回村里去给你说亲，他一定会说，不，我自己在城里找。如果我说，好吧，你自己在伊斯坦布尔找个姑娘结婚，他又会说，我要一个干净、听话的女孩，这样的女孩在城里是找不到的。于是，我把歪脖子·阿卜杜拉赫曼漂亮女儿的照片，塞到了收音机旁的角落里。考尔库特回到家，累得只看电视，广播他只听赛马消息。

考尔库特：包括我妈妈，谁都不知道我也在玩赛马。我玩赛马是乐趣，不是赌博。四年前，我们在一夜屋又加盖了一个房间。我一个人住在那里，听电台实况转播的赛马节目。这次，我看天花板时，仿佛有道光落在了收音机边上，我觉得照片上的那个姑娘在看我，那个眼神会在人生中一直给予我安慰。我满心欢喜。

后来，在谈话间我问道：“妈妈，收音机边上的女孩是谁？”“她是我们那里的，居米什代莱村的！”她说，“像个天使，是吧？你娶她如何？”“我不要农村的女孩，”我说，“尤其是这种四处散发照片的女孩，我可不要。”“才不是呢。”妈妈说，“她那个歪脖子爸爸从来不给人看照片，他嫉妒自己的女儿，把追求者全赶出了家门。你爸爸知道这个害羞的女孩漂亮，所以从他手里抢来了照片。”

我相信了这个谎言。也许你们完全知道这是谎言，笑话我那么容易就上当了。那么，我要对你们说：嘲笑一切的人既不能真正地爱上谁，也不能真正地信仰真主，因为他们是傲慢的人。而爱上一个人，则跟爱真主一样，是一种神圣的情感，除了那个他爱的女孩，不会再对任何人痴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