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初中和政治 明天不上学（第2/5页）

莫希尼：我的真名叫阿里·亚尔讷兹。“莫希尼”是印度总理潘迪特·尼赫鲁1950年送给土耳其小朋友的那头漂亮大象的名字。在伊斯坦布尔的高中里，想得到莫希尼这个外号，仅仅像大象那样高大魁梧、天生老态龙钟，像我一样摇摇摆摆、慢慢悠悠地走路，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贫穷和敏感。就像先知易卜拉欣也降示的一样，大象是极其敏感的动物。1971年军事政变带给我们学校最严重的一个政治后果就是，我们的长头发被剪掉了。为了保护长头发，我们曾经和“骨骸”以及其他老师英勇抗争过。这是一场导致很多人流泪的悲剧，这些人当中不仅有喜爱流行音乐的医生和公务员的孩子们，还有生活在一夜屋街区、长着一头美发的高中生。校长和“骨骸”在周一的升旗仪式上常常威胁说，受欧洲堕落歌手的影响，男孩子像女人一样留长发很不协调。但是剪掉长发，是在政变军人进入学校后才得逞的。一些人认为，从军用吉普车上下来的上尉，是为了组织援助东部的地震灾民才来学校的。但是机会主义分子“骨骸”，立刻请来了杜特泰佩最能干的理发师。很遗憾，我也是一看见军人就吓懵了，被人剪了头发。头发一剪短，我看上去更丑了。怀着对军人的恐惧，我立刻向权威屈服了，自己跑去理发店重新把头发理了一遍，为此我更加憎恨自己。

“骨骸”觉察到了麦夫鲁特想当班长的梦想。军事政变后，他给了这个乖巧的学生在长课间操时协助莫希尼的任务。这是一个上课时能够去走廊的与众不同的机会，麦夫鲁特很开心。每天十一点十分的长课间操之前，麦夫鲁特和莫希尼便走出教室，经过昏暗潮湿的走廊和楼梯走到地下室。下去后，莫希尼先去煤库旁边的高中生厕所。那个麦夫鲁特连门都不敢看的地方，是一个被浓重的蓝色香烟烟雾笼罩的臭烘烘的场所。莫希尼在那里乞讨寻找一节香烟，如果有人可怜他给他一支，他就点燃抽完，然后老成地对耐心等在门口的麦夫鲁特说：“我吃了安抚神经的药。”在厨房排长队等待后，莫希尼背起一个差不多和他一样大的罐子，爬上楼梯，小心地把罐子放到教室的煤炉上。

粗糙的大罐里装着在恶臭的厨房里煮开的牛奶，奶粉则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向贫穷国家的学校免费配送的。课间操时，莫希尼像家庭主妇那样，小心翼翼地将牛奶倒进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的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塑料杯里。值勤老师则像发珠宝那样，仔细地给每个学生发鱼肝油。老师从一个蓝盒里拿出的、所有人都厌恶的鱼肝油，也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免费提供的。为了确认学生们吞下了这个难闻的东西，老师像警察那样在课桌间转悠。多数学生要么把胶囊扔到楼下那个学生聚赌的垃圾角落，要么带着让教室难闻的乐趣，把胶囊扔地上踩扁。有的学生用掏空的圆珠笔管，把鱼肝油胶囊吹到黑板上。杜特泰佩阿塔图尔克男子高中的黑板上，全都留有一种无数鱼肝油炸弹留下的滑腻，还有一种让陌生人感到不安的鱼腥臭。有一次，楼上9-C班的阿塔图尔克画像不幸被鱼肝油击中，“骨骸”为此惊慌失措。他想让伊斯坦布尔警察局和教育局派检察官来开展调查。但经验丰富、和蔼可亲的教育局长，告诉负责戒严的军官们说，无人有意亵渎共和国缔造者或者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从而化解了事端。尽管试图将奶粉和鱼肝油仪式政治化的努力在那些年遭到了失败，但是若干年后，无论是伊斯兰教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或是左派，全都抱怨国家迫于西方势力让他们在童年吞食有毒、难闻胶囊的事情，甚至还就这个问题写了书和回忆录。

文学课上，读到雅哈亚·凯末尔描写奥斯曼骑兵挥剑攻克巴尔干时的喜悦心情的诗句，会让麦夫鲁特感到幸福。自习课上，为了打发时间，当全班一起唱歌时，就连最后排最调皮捣蛋的学生有时也会流露出一种天使般的单纯。外面下雨时（麦夫鲁特会瞬间想到卖酸奶的爸爸），麦夫鲁特想到，他可以在温暖的教室里唱着歌永远坐下去，尽管远离妈妈和两个姐姐，但城市生活远远好于乡村生活。

军事政变后几周，戒严和宵禁以及搜家导致成千上万人被扔进了监狱。不久以后，禁令像往常一样开始放松，小贩们开始更轻松地走进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卖鹰嘴豆和瓜子、面包圈、黏糖、棉花糖的小贩们，也开始沿着阿塔图尔克男子高中的院墙排列开来。对禁令表示尊重的麦夫鲁特，在一个和煦春日里，从打破购物禁令的人群中发现了一个自己想效仿的同龄人。麦夫鲁特感觉那是一张熟悉的面孔，那孩子拿着一个用大大的字母写着“运气”的硬纸盒。麦夫鲁特看见盒子里有许多诱人的奖品和一个大塑料足球，奖品里有塑料军人、口香糖、梳子、足球球员的画片、小镜子和弹子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