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摩尔斯在卢浮宫

我的祖国在我心目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我该如何为她争光添彩呢?

——塞缪尔·F.B.摩尔斯

在国外期间,没有哪个朋友和同胞像塞缪尔·摩尔斯那样,让詹姆斯·库柏在信中报告了那么多他的情况。库柏在一封信中写道,摩尔斯在卢浮宫里“用功”;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摩尔斯在卢浮宫里“让人感动”;“他正在画的一幅展品画,我觉得一定会出名的”;除此之外,摩尔斯是一个“品行上一等的好人”。

对库柏来说,生活中的“好人”是非常重要的。在《大草原》中,他通过西部主人公奈迪·班波的口说道:“在任何地方朋友都是稀有的。”那些被他看作是朋友的人了解他的善良,还有他是在真心关注朋友们的奋斗和思想。库柏是俱乐部活动的天才组织者,也是一个敬业的报社通讯员。

7年前,库柏和摩尔斯在白宫招待会上首次相遇。那是在拉法耶特访美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之间有那么多共同的东西。回到纽约之后,他们有了更多的交往。不过,他们的友谊发展最快的时候常常是在异国他乡一起度过的时间。先是在意大利,现在在法国,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塞缪尔·芬利·布里斯·摩尔斯生长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镇的芬利家族。对于库柏来说,他是塞缪尔,或塞缪尔少爷,或者就是简单的摩尔斯。库柏无疑为摩尔斯感到骄傲。库柏写信给威廉·邓兰普说道:“人群聚集在画作周围,塞缪尔在卢浮宫引起了不小的关注。”邓兰普是纽约的画家,也是艺术批评家。库柏知道他会把消息传播到国内的“圈子里”。

那是在1832年的3月,这年后来证明是巴黎历史上多灾多难的一年。也正是这一年,温德尔·霍姆斯、乔治·希利和查尔斯·萨姆纳等美国人到了巴黎。纳撒尼尔·威利斯提到,当时的天气是“春天般和煦”。

塞缪尔·摩尔斯42岁了,在艺术界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终于感到自己有了突破。他在欧洲度过的时光价值无限。他在意大利度过了一年多,每天长时间在梵蒂冈美术馆和其他的博物馆用功,研究绘画,接受委托临摹画作,其中临摹拉斐尔的《雅典学派》他得到了100美元。他也画风景画,笔记本上记满了教堂、街景和游行人群的速写和评论。在罗马的科隆纳宫,16世纪韦罗内塞的一幅肖像画一下子唤醒了他的灵感。这幅画对他的影响超过了以前的其他任何一幅画,让他对颜色有了全新的认识。

摩尔斯在罗马和库柏还有家人在一起,其间还顺便去看了罗马椭圆形竞技场。除此之外,他在佛罗伦萨和一位美国年轻的雕塑家、库柏的朋友霍雷肖·格里诺建立了友谊。他把格里诺看作是“全身心”追求“艺术精湛”的知音。格里诺为摩尔斯塑像,作为他们友谊的见证。格里诺还不到30岁,相比之下,摩尔斯的年龄就要大得多了。格里诺总爱取笑摩尔斯刻板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称他为“可怜的摩尔斯”,并不断说摩尔斯该再婚了。虽说格里诺自己还是快乐的单身汉,但他坚持说一个人“没有真爱,就是一条没有压舱物的船,是一个齿的饭叉、单片的剪子”。

摩尔斯于1831年秋天返回了巴黎。库柏认为他的作品水平“大大地提高了”。摩尔斯刚放下行李,库柏就委托他临摹一幅伦勃朗的《托比特与天使》。库柏觉得这幅画的难度可以和卢浮宫里任何一幅画的难度相比。

库柏认为,自己既是作家也是艺术家。其小说的评论者也常常把他的描写视角和画家的视角联系起来。法国的巴尔扎克也说,库柏的写作之笔在艺术上比任何人都更接近于绘画之笔。库柏对绘画的兴趣是认真的,他喜欢和艺术家在一起。在纽约,他所组织的名为“面包与奶酪”聚餐会上,艺术家的数量是多于文学家的。

库柏特别喜爱那些超越了形似、能表现神似的肖像画。他是在看了托马斯·萨利画的杰斐逊的画像后,产生了这种全新的审美观的。虽然他的家庭是联邦党的坚定拥护者,但是看了杰斐逊的画像后,库柏还是说他在杰斐逊画像的神态上看到了“一种尊贵,一种安详”,这在别人的画像上他从未见过。“我只看到杰斐逊站立在我眼前,这是一位绅士……画布上的杰斐逊带着共和派人的质朴、优雅和静谧……”

从摩尔斯在卢浮宫开始了他那雄心勃勃的计划之日起,库柏就离不开他了。库柏每天都来,爬上那长长的石阶,一直到二楼,坐下来看摩尔斯绘画。

这是一幅巨大的卢浮宫内景图。摩尔斯准备的画布是6英尺乘9英尺的,比他10年前画的《众议院》画幅还要大。这将是对他艺术功力巨大的考验。这次他画的不是那些议员的眉眼,而是要摹绘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一共38幅画,有风景画、宗教主题作品,还有肖像画,包括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他要把每幅作品都微缩,还要表现出其中的美感及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