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了个儿的世界 ◎李庆西（第2/4页）

不过，这些粗泛的相似不等于彼此创作风格的趋同。其实他们的语言趣味大相径庭，如果说海明威的简短是一种“电报式”文体，凝重之中透着几分干涩，那么巴别尔的字斟句酌则几乎带有诗的韵味。像《红色骑兵军》里不时闪出的那些跳荡的语式，甚至嵌合着充满想象的通感手法——“无家可归的月亮在城里徘徊”，“我面前是集市和集市的死亡”。巴别尔用诗和箴言的修辞装饰着哥萨克骑兵身后满目疮痍的土地，无尽的苦难从笔下堆积起来，却丝毫不像是蹙着眉头的描写。在任何悲怆时刻，他从未堕入海明威那样的悲凉心境，有时他会用词采斑斓的描述展开一个悲剧的序幕：“……我们辎重车队殿后，沿着尼古拉一世用庄稼汉的白骨由布列斯特铺至华沙的公路，一字儿排开，喧声辚辚地向前驶去。”这般亦谐亦庄的句子用来导述血迹斑斑的坎坷历程，相当耐人寻味。

《红色骑兵军》取材于作家本人在布琼尼麾下的战斗经历，但是这些战地实录式的故事绝非通常意义上的革命战争文学，因为没有正邪分明的营垒，没有军事上的谋略较量，更没有浴血奋战、攻城略地的激情与豪迈。苏俄内战期间相偕而来的俄波战争至今留有许多悬疑之处，历史卷宗记载着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间红军向乌克兰、波兰辗转进军的日程，却把种种是非功罪的思索扔给了后人。在革命激流中成长的巴别尔显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毫不怀疑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正义诉求，可是战争岁月的腥风血雨使他清醒地看到以恶制恶的负面效应——过度的暴力和杀戮开启了以革命的名义戕害革命理想的凶衅。所以在这部由三十五个短篇组成的小说集里，他用讽喻的手法表达了一种睥睨善恶颠倒的立场。巴别尔对他所描写的这场战争显然怀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是旧制度的锥心之痛，另一方面却在忧虑战火对文化和宗教民俗造成的极度毁伤。

《基大利》一篇中，他借那个开杂货铺的犹太老者的诘问点到了思想的痛处：“革命——我们对它说‘行’，那么，礼拜六呢，难道要我们对礼拜六说‘不行，？”礼拜六是犹太教的圣日，如同许多传统事物一样，这些与旧制度相缠绕的东西并不能跟旧制度一起埋葬。然而，摧枯拉朽的哥萨克骑兵们不由分说地改变了整个世界，把斗争变成了癫狂，同时把革命这事情也给戏剧化了。巴别尔在书里大量叙说战争的日常暴行，写了游兵散勇的个人复仇，也写了那些“思维健全的疯人”。在有些篇目中出现了对比性基调，世俗人生的赏心乐事，犹太智者的质朴理念，他还津津乐道地讲述走江湖的圣像画师那种诙谐的民粹思想。他怀着希冀寻寻觅觅——“寻找那颗怯弱的星星”，用超越现实混乱的冷静观照传递着俄国新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

值得注意的是，巴别尔的叙述语体远比故事本身复杂。所有这些充满忧患的故事出自一种清朗明快的手笔，就像是用机警而俏皮的口吻述说摧肝裂胆的苦楚，有意使叙述语言与叙述对象拉开了距离，这种策略显然包含着叙事内容以外的话语意图。《红色骑兵军》虽云短篇，巴别尔却力图在这里勾画更为复杂的生活图景，表现那个时代诡谲万变的精神特征，所以采用了被文学史家称之“狂欢化”的叙述体裁。比之任何传统的自然主义创作，这种从古代“庄谐体”和“梅尼普讽刺体”发展而来的复调小说，不但有着更为贴近现实的仿真性，并且以讽刺性摹拟手法大大增强了艺术概括力度。巴别尔非常娴熟地把握着“众声喧哗”的对话关系，在小说里大量采用各种插入性体裁，如书信、报告、复述的对话等等，甚至还有墓志铭。由此从不同角度诉诸不同的主体意识，在互相追诘与驳难中凸现各色人等的内心世界——从布琼尼骑兵到马赫诺匪帮，从私盐贩子到牧人出身的红军将领。在这个舞台上，正义和邪恶，真理和谎言，革命和反革命，看上去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所有对立的因素构成了令人不安的互动关系，而人生的错位往往就发生在风云翻覆的情境转换之际。

当然，生活有自己的逻辑，每个人则有自己的行为理由。这里使人想起巴赫金用“翻了个儿的世界”的说法来归纳狂欢体叙述的一个逻辑：帝王变成奴隶，奴隶成了帝王，如此等等。在《红色骑兵军》的话语结构中没有给任何史诗化的东西留下一点地盘，却给读者拓开了更多的思想空间，此如巴赫金所言：“狂欢化把一切表面上稳定的、已然成型的、现成的东西，全给相对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四章）毫无疑问，“相对化”正是巴别尔砣砣追寻的哲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