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连长特隆诺夫

中午，我们把我们骑兵连连长特隆诺夫弹痕累累的遗体移至索卡利市。他今晨在与敌机战斗中饮弹身亡。所有弹着点都在脸部，两颊布满弹孔，舌头被打成两截。我们尽力把死者的脸擦洗干净，免得他样子过于吓人，我们将他的一副高加索马鞍置于棺材头部。我们替特隆诺夫拣了一个庄严的所在——市中心公园紧靠栅栏的地方——筑了个坟墓。我们全连骑着马前去送葬，团部和师政委也去了。大教堂钟敲两点，我们连那门老掉牙的火炮放了第一炮。它尽一门三英寸口径的旧炮之所能，按全套礼数向阵亡的连长鸣礼炮志哀。在隆隆的炮声中，我们将灵柩放进圹穴。灵柩还未封盖，中午洁净的阳光照耀着他颀长的尸身、牙齿打断了的嘴，以及脚跟并拢、像是要去参加演练而擦得锃亮的靴子。

“战士们！”团长普加乔夫站在墓穴边上，双眼望着死者说，“战士们！”团长取立正姿势，双手贴着裤缝，浑身打战地说。“我们现在安葬帕萨·特隆诺夫，他是全世界的英雄，我们向帕萨致以最后的敬礼……”

说罢，普加乔夫抬起由于熬夜而发红的眼睛，仰望长空，大声痛悼第一骑兵军的阵亡将士，赞美这支用历史的铁锤在未来世纪的铁砧上锤打的光荣的方队。普加乔夫声若洪钟地读着他的悼辞，紧握着车臣式弧形军刀的刀柄，钉有银马刺的破皮靴蹭着地。他读完悼辞后，军乐队高奏《国际歌》，哥萨克开始跟帕萨·特隆诺夫告别。全连翻身上马，朝天鸣放排枪，我们那门三英寸口径的火炮第二次发出轰响，我们派出三名哥萨克去弄花圈。他们策马飞驰，袭步射击，侧身鞍外，表演马术，于是捧回了一大束红艳艳的鲜花。普加乔夫把花撒在墓的四周，我们一个个走到特隆诺夫跟前，同他最后吻别。我用嘴唇碰了一下特隆诺夫围在马鞍中的前额后，便去观光笼罩在瓦蓝色尘埃和加利奇忧伤情调之中的哥特式风格的索卡尔市的市容。

公园左边是个大广场，广场四周有好几座古老的犹太教会堂。穿着破破烂烂的长襟大褂的犹太人在这个广场上吵骂，扭打。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是正统派，这些人崇拜伯利兹地区的拉比阿达西亚的学说，为此，持温和立场的哈西德派，古夏京地区的拉比犹大的门徒，便驳斥正统派。犹太人围绕喀巴拉争得面红耳赤，在争论中一再提到比利亚地区的加昂，哈西德派的镇压者伊里亚的名字……

哈西德派忘记了战争和炮火，只顾辱骂比利亚的大祭司伊利亚，我因特隆诺夫的牺牲，心头沉痛，为了排遣这种痛楚，便跟着他们推推搡搡，大喊大叫，直到那个面如死灰、瘦长得活像堂吉诃德的加利奇人向我这边走来时，我才脱身离去。

这个加利奇人手牵一头毛蓬蓬的小母牛，身穿长及脚跟的白麻布长袍。他这身穿着像是去参加葬礼，或者是去出席圣餐礼。在这个长得出奇的躯干上安着一颗摇摇晃晃、饱经风霜、小得出奇的脑袋，跟蛇脑袋一般无二，小脑袋上扣着一顶宽檐麦秸草帽，草帽一个劲儿地晃动。小母牛由绳子牵着，可怜巴巴地跟在加利奇人的身后，他神气活现地牵着牛，他那副高得像绞刑架一般的骨头架子把灼热的阳光分割开来。

他迈着一本正经的步子走过广场，拐入一条烟雾熏人的斜巷。犹太女人在斜巷一间间叫烟熏黑的陋屋的穷苦的厨房里忙碌。这些犹太女人一个个都像上了年纪的黑种女人，她们的乳房大得跟她们的身材不相称。加利奇人走过她们身旁，在斜巷尽头一幢破屋的山墙前站停下来。

那边，在山墙旁边，在歪歪倒倒的白柱子旁边，一个吉卜赛铁匠坐在那里给马钉掌。吉卜赛人用锤子敲着马蹄铁，不时甩动油腻的头发，笑眯眯地吹着口哨。他周围有好几个哥萨克牵着马在那儿等。我那个加利奇人走到铁匠跟前，不声不响地递给他约摸十二个土豆，对谁都不看一眼，转身走了。我本打算跟他走，却叫一个正在等着钉马掌的哥萨克给拦住了。这个哥萨克叫谢里维尔斯托夫。他当年由马赫诺那儿反水过来，在第三十三骑兵团当兵。

“柳托夫，”他说，跟我握手问好，“你什么人都要招惹，柳托夫，你叫魔鬼附体了，你干吗今天早晨要害死特隆诺夫？”

谢里维尔斯托夫听信了别人的胡言乱语，竟然出口伤人，大喊大叫地冲着我说，是我今天早晨害死了我们的骑兵连长特隆诺夫。谢里维尔斯托夫为此百般斥责我，当着这么多哥萨克的面斥责我，然而他的话没有一句是事实。不错，今天早晨我的确跟特隆诺夫争吵过，因为特隆诺夫总是没完没了地虐待俘虏。我跟他大吵了一场，可是帕萨他死了，世上再也没有人来审判他了，我是所有人中间最后一个审判他的人。这就是我们所以会大吵一场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