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最适合演阿塔图尔克的人（第4/6页）

量完血压，卫兵拿过对讲机，苏纳伊给什么人下达了命令，然后马上看了看放在面前的一张纸条，他厌恶地皱起眉头:“所有人都在相互出卖。”他说，多年来在安纳多鲁偏远的小镇巡回演出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国家所有的男人都因为忧郁而已经麻木了。“他们整天无所事事地在茶馆里坐着。”他说,“每个镇都有上百人，整个土耳其则有几十万、几百万失业、失败、绝望、麻木和可怜的人。他们，我的兄弟们，没有了拾掇自己的力气，没有了要把身上那油乎乎的夹克的纽扣扣上的愿望，没有了动动胳膊和手的力量，没有了从头到尾听完一个故事的注意力，就连听完笑话后笑的力气都没有了。”他还说，他们大部分人因为不幸而无法入眠；他们喜欢吸烟是因为这样可以自杀；大部分人一句话才说了一半，就知道所说的话毫无意义而闭口不言了；看电视不是因为喜欢哪个节目或是为了消遣，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周围其他的忧愁；实际上他们想死，但又觉得自己不值得自杀；选举中为了得到应得的报应，他们把票投给了最卑鄙的党的最无耻的候选人；他们宁可选择言必称惩罚的军人政变者，也不选择不断空头许诺的政客。走进房间的冯妲·艾塞尔也说，他们的妻子们不得不照看一大堆本来不该生这么多的孩子，为了挣几个子儿，她们在自己丈夫都不知道的一个什么地方当佣人、当烟草工人、当织地毯工或者是当病人看护。如果不是这些大声斥骂着孩子、痛哭着维系生活的妇女，遍布安纳多鲁的、这些看上去没多大区别的上百万的男人们，这些穿着肮脏的衬衣、邋遢、无所事事的男人们，会像在冰天雪地的夜里冻死在街角的那些乞丐一样，会像那些出了酒馆掉进沟渠里死掉的醉鬼一样，或者像那些穿着睡衣、踢拉着拖鞋、被家人打发去买面包而迷了路的痴呆老大爷们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然而他们，在“这个可怜的卡尔斯城”，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惟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欺压他们亏欠了一生的、曾经深爱过的妻子。

“在安纳多鲁，我把自己的十年给了这些不幸的兄弟们，为的是让他们从这忧郁之中走出来，”他毫不自怜地说,“他们多次把我们当成共产主义分子、西方间谍、变态、耶和华的证人、皮条客和娼妇，把我们关进去，折磨我们，殴打我们。他们想夺走我们的尊严，讽刺挖苦我们。但是，他们也学会了喜欢我的戏剧和我们剧组带来的幸福和自由。现在是我抓到一生中最重要的机会的时候，我决不能手软。”

房间里进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人又把对讲机递给了苏纳伊。卡从对讲机的通话中听到，苏卡坡街区的一个棚屋已被包围，有人从里面向外开火，屋子里有一个库尔德游击队员，还有一家人。对讲机那边还有一个正在下达命令的、被称为“长官”的军人。一会儿，这个军人，不是用一种和革命领导人讲话的语气，而是跟同学说话似的告诉苏纳伊关于某个问题的具体情况，然后问问他的意见。

“在卡尔斯有不到一个旅的兵力，”苏纳伊发现卡在留意他们通话，便说道,“冷战时，政府为了防备俄国人的进攻，把主要兵力都放在了萨勒卡莫什。这里的兵力只不过是在刚开战时用来拖延俄国人的。现在主要是用来守卫与亚美尼亚交界的边境。”

苏纳伊告诉卡说，前一天夜里他和卡从同一辆埃尔祖鲁姆来的长途汽车上下来后，在绿园餐馆见到了有将近三十年交情的老朋友奥斯曼·努里·乔拉克。是他在库莱里军事高中时的同学。那时他是在库莱里惟一一个知道皮兰德罗、萨特的戏剧作品的人。“他没能像我一样因为不守纪律而被学校开除，可是他也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军事。这样一来，他就没能当上参谋。也有人说因为他个子矮，不会有前途。他脾气暴躁，性格阴郁，但我想这不是因为职业的原因，而是因为他妻子带着孩子弃他而去的缘故。因为孤独、无所事事和小城里的流言蜚语，他感到很空虚，当然，制造流言最多的还是他自己。革命后我对地下屠宰场、农业银行货款和古兰经培训班这些事情进行干预，这些都是在餐馆时他先提起来的。他喝得有些多了。见到我他很高兴，他抱怨孤独。他抱歉地说自己不得不早点走，又有些自夸地说，那天夜里他成了卡尔斯的最高长官。旅长带他妻子去安卡拉看关节炎了，副旅长中校去萨勒卡莫什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市长在埃尔祖鲁姆。他集所有大权于一身。雪还没有停，很显然，同每个冬天一样，路还要封闭几天。我立刻明白了这是我人生的转机，我又给我的朋友叫来了一杯拉克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