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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顿

1981年5月10日，星期天

索尔监视着公园里娜塔莉和贾斯汀的一举一动，并且通过夹在衬衫衣领上的麦克风监听他们的对话。这时候，电脑突然发出了尖锐的警报声。他的眼睛陡然一亮，朝放在旅行车副驾驶席上的便携式电脑的屏幕看去。起初的一秒，他以为是遥测包、传感器或者后排的电池组出了故障。但瞥了一眼过后，他就发现不是设备故障，而是他和娜塔莉都担心的那种事发生了。屏幕上出现了明确的θ波，α波则开始出现快速眼动睡眠状态下特有的波峰波谷。这一刻，他找到了几个月来百思不得其解的那个问题的答案，但同时也发现，他的生命即将面临危险。

索尔往窗外看去，发现娜塔莉朝他转过头。他抓起飞镖枪，拉开门，从旅行车边小步跑开，利用这辆车和停车场的其他车辆做掩护，挡住娜塔莉和男孩的视线。不，那不是娜塔莉，他想，然后停在了最后一辆车后面。这时他已经距离旅行车二十五英尺了。

为什么那个老太婆现在决定操纵娜塔莉了呢？索尔怀疑自己的跟踪可能露出了马脚。他不得不紧跟他们——他们在娜塔莉身上安的麦克风和发射机的使用半径不足半英里——路上的车又比较少。上周成功骗过了梅勒妮，昨天又去岛上做了考察，他们变得过度自信了。索尔轻声咒骂了几句，蹲下身，透过一辆白色福特费尔蒙特的窗户看着娜塔莉大步朝旅行车走去。

男孩跟在娜塔莉身后十五步的地方，手里拿着从草丛中拾起的一根树枝。索尔顿时产生了杀死那个孩子的强烈冲动，他恨不得将夹克口袋中的柯尔特自动手枪掏出来，把整个弹匣的子弹都送那具小小的躯体中，用死亡将附身其中的恶魔驱赶出来。索尔深吸一口气，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其他大学里，他曾经讲授过现代暴力的独特与反常之处，在《驱魔人》《凶兆》和数不清的模仿之作中对这种暴力都有描写，最远可以追溯到《罗斯玛丽的婴儿》。在索尔看来，这些以恶魔化的孩童为主角的娱乐作品的大量涌现，反映了隐藏在观众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憎恶：首先是“我世代”【15】的恐慌，他们无力承担负责任的父母的角色，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无休无止的童年期的终结；其次是离婚父母的内疚，这种感情转移到电影中施虐者的身上，因为电影中的孩子并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年级更大的恶魔，大人自私的行为对它造成的任何伤害都是它罪有应得；再次是整个社会的愤怒，因为二十年来，整个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都是年轻的面庞、年轻人喜爱的音乐和电影，而这种电视和电影中的孩子都超级早熟，无比聪明、冷静、时髦，家里的大人却显得十分幼稚。索尔在讲座中说，流行节目和畅销小说中的这种恐惧和憎恶孩子的倾向是非理性的，其根源是普遍的罪恶感、共同的焦虑和全人类所共有的对衰老的苦恼。他警告说，目前美国出现的虐待、忽视和疏远儿童的现象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而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去避免和消除那种暴力，以防美国深受其害。

索尔蹲着，透过后挡风玻璃，偷偷观察着那个令人厌恶的曾是贾斯汀·沃登的僵尸。他不打算开枪。还不到时候。何况，他们还想继续在查尔斯顿隐姓埋名，星期天下午在公园里开枪放倒一个六岁的孩子显然会破坏他们的计划。

娜塔莉来到旅行车边上，往里窥探，微微躬身，看向后座，背对着索尔。与此同时，那个男孩转身去看附近桌边的人。索尔嗖地起身，在车顶上架好飞镖枪，扣动扳机，然后迅速蹲下。

一开始，他觉得自己肯定射偏了，压缩空气驱动的小飞镖飞不出那么远，但他的眼睛捕捉到了娜塔莉衬衣后背上的红色尾羽，紧接着她就倒下了。他想跑到他身边检查她有没有因为药物过量或者摔到地上而受伤。但贾斯汀朝他的方向看过来，索尔立刻在福特车后面趴下，摸出一个装麻醉飞镖的小盒子，掰开飞镖枪，又装上一枚飞镖。

一双赤裸的短腿跑到索尔的脸边。他仰起头，看到一个八九岁的男孩正在捡蓝色的足球。男孩盯着索尔和气枪，“嘿，先生，”他说，“你是要射谁吗？”

“走开。”索尔压低声音说。

“你是警察吗？”男孩问，脸上写满好奇。

索尔摇摇头。

“那是一把乌兹手枪？”男孩问，将球夹在手臂下，“看上去像一把上了消音器的乌兹手枪。”

“快滚。”索尔低喝道。占领巴勒斯坦的英军在被街头顽童拦下时，用的就是这个词。

男孩耸耸肩，跑回去继续玩游戏了。索尔抬起头，刚好看见贾斯汀也在跑，背对着停车场，右手挥舞着树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