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

第二次公审于七月十九日开庭。天气晴朗，凉风满堂。因怕吹翻了文件，庭警将窗户半开着。勋流着汗水的腹胁越来越痒，好几次都想去摸摸两处被臭虫咬过留下的痕迹，但他强忍住了这个诱惑。

开庭不久，审判长就驳回了第一次公审时检察官提出的责成一位证人到庭的申请。本多满足之余，将红铅笔搁在桌面的白纸上轻轻滚动。

这是昭和四年任法官时，半无意识养成的癖好。自那之后，他极力抑制住了，可是过了四年又犯了。法官有这种癖好，对被告的影响很不好，但眼下的立场只能靠心中的感觉而为之。

被驳回的证人是堀陆军中尉，这是一个关键的证人。

本多看到检察官的脸上，立即出现不满的神色，就像风突然掠过水面。

堀中尉的名字多次出现于调查记录、审讯笔录和证词书以及作为参考人传唤的离队者的证词之中，只有勋绝口不提这个名字。只是堀中尉在计划里所起的作用极为暧昧，在没收的最后一份名单中，他的名字也没有出现。这份所谓最后的名单，标着十二位财界巨头的名字，用连线分别附上全体被告的名字。可是，在四谷秘密房子里搜到的这份名单，并未明显地提示暗杀的企图。

大多数被告只承认受到堀中尉的感化，仅有一人清楚地供述出曾经接受过堀中尉的指导。离队的多数人很多都未见过堀中尉，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检察官怀疑在大批人员离队前还应该有更为庞大的计划，但是除了被告们各不相同的供词之外，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另一方面，检察官曾一度见到的触及问题要害的传单，还有伪造的陛下委托洞院宫殿下行事的传单，已经暗暗处理掉了。检察官看到如此声势浩大的檄文和实际上规模弱小的暗杀团，显得极不相称，所以自然地就把中尉当作重要的证人了。

本多觉察到，之所以使得检查官如此焦灼不安，原因来自佐和的努力。饭沼曾经作过这样的暗示。

“佐和是个好人。”饭沼说，“佐和打算永远和勋休戚与共，瞒着我劝勋立志完成自己的理想，自己也同时赴死。因此，我这次告密，受到最大伤害的也许就是佐和。

“佐和到底是成年人了，对于一旦遭到失败也都做了周密的安排。通常从事这种运动最危险的是出现离队者。看得出来，佐和知道有人离队之后，立即展开积极活动，一个个进行说服工作。

“假若事件预先暴露出来，你们或许被作为知情人传唤。知情人和共犯只隔一层纸，如果你们不想成为共犯，就应该将自己同军人的关系，限定在只是受到精神影响的程度。否则事情一旦闹大，自己卷了进去，等于是自断后路。

“看来，佐和一方面决心参加举事；一方面为了防止万一，颇为周到地销毁了一切证据。年轻人是不会想得如此周全的。”

——审判长开庭不久，面无表情地以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为由，当即驳回了关于传唤堀中尉作为证人的申请，本多随即觉察：

“哦，报上那篇《陆军当局的谈话》看来起作用了。”

自从“五·一五事件”以来，军部对于此次事件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应，变得有些神经质。特别是堀中尉，他在“五·一五事件”中是一位遭受怀疑的重点军官。为着这个原因，他才被调往满洲，如果在这里的民事案件中被作为可疑的证人，那将不可收拾。如果在这里以证人出庭，不论证言的内容如何，事件结束后所公布的《陆军当局者谈话》，将来就会失去公信力，甚至于会损害军队自身的威信。

军方无疑是怀着这般心情注视着这次公审的。而且，堀中尉作为证人传唤到庭的申请刚一提出，他们就对检察官满怀着不快，期待审判官能够冷冷地驳回。

总之，检察局从警察的调查中，已经得知堀中尉和学生们在麻布三联队后面“北崎”军人旅馆里见过面。

——本多从检察官满脸不快的表情里觉察出一种焦躁和不安，又进一步从中洞悉了那种焦躁的根源。

本多所觉察到的，大致如下：

检察官对预审结果仅以“单纯的预谋杀人罪”提请公诉这一事实认定表示不满，他们想把事件闹大，尽可能定性为内乱预谋罪。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斩断这类事件的祸根。不过，这种自信打乱了逻辑推理的顺序。于是，再千方百计收集证据，将大计划缩小变更为小计划，在搜求构成杀人预谋罪的必要条件上，难免捉襟见肘。

“瞅准空子，可能的话，一举连杀人预谋罪也予以否定！”本多思忖着，“要做到这一点，最放心不下的是，勋的无垢和正直，必须使勋产生错乱，自己提出的证人，既是针对敌人的，也是针对我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