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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有直接行动，你就会自动加入动物解放阵线，而如果没有行动你绝不可能加入。你不可能因为同情动物而加入动物解放阵线，你不可能因为写一篇文章来表明动物所受到的折磨让你很难过而加入动物解放阵线。你必须要有所行动。

2004年，雅克·德里达表示改变正在进行。折磨不仅会摧毁被害者，也会摧毁加害者。阿布格莱布监狱里的加害者之前是鸡肉加工工人，出狱之后直接参军，这并不是偶然现象。德里达说，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漫长，但最终我们虐待动物的场景会让我们对自己无法忍受。

动物解放阵线并不喜欢放慢脚步。

他们怎么能放慢脚步呢？所有的折磨所有的痛苦都正在发生。

哈露渐渐消沉了。她的脸浮肿了，眼睛变红了，嘴巴缩进去了，皮肤苍白了。她不再来我们公寓了，已经两天没碰过我们冰箱里的食物了，这可能意味着她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以斯拉的腰上挂着工具带，在四楼召开了一次峰会——只有我和他两人出席——说他最近看到哈露脸朝下趴在309房间的新地毯上。她可能在哭，他说。以斯拉是那种对女人的眼泪很敏感的男人，他不用看就知道她在哭。

他怪雷哲。尽管他很自信整个公寓和公寓里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但洛厄尔进来时他却没有发现。“你应该跟她谈谈，”他对我说，“让她看到每次结束都是一次新的开始。她需要从朋友那里听到这句话。”他觉得雷哲可能是一个没出柜的同性恋或者从小受虐待。他是天主教徒吗？如果不是的话，就没法解释雷哲对哈露的残酷行为了，而哈露很幸运能逃过这一劫。

以斯拉说他会告诉哈露，中文里“开门”和“关门”用的是同样的汉字。他自己每次不开心的时候都从这里面得到了很大的慰藉。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看到的这个，尽管他的大多数引用都来自《黑色通缉令》。但我很确定这不是真的。

我跟他说，中文里“女”这个字是一个跪着的男人，所以我不确定哈露可以从古老的东方智慧里获得慰藉。我也没有去找哈露聊天。可之后却一直好奇要是我去了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子。

但我仍然在生她的气。我觉得哈露没有权利这么痛苦，她根本没有真正得到过洛厄尔。她认识他才多久？十五分钟？我爱了他整整二十二年，我人生中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想他。在我看来，哈露应该好好照顾我。

有时候我很好奇我是不是唯一一个屡次犯相同错误的人，还是这其实是人的天性，人类都会屡次犯同样的错误？

如果是的话，我屡次犯的错误就是嫉妒，而我想把这看作一个人的性格问题。但要是爸爸还活着的话，肯定会反驳我。我以为我是谁？哈姆雷特？现在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的性格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并不大。相反我们对环境的细小改变却非常敏感。在这一点上我们跟马很像，只是没有马那么有天赋。

我自己却不是那么确信。多年来我一直觉得其他人对待我们的方式与我们做了什么无关，而与他们是谁有关。当然，我这么想也是很正常的。高中时那些对我很不好的人呢？他们肯定不幸福！

所以研究结论跟我的想法不同。但人们永远会进行更多研究，我们会改变我们的想法，而我的想法一直都是正确的，直到我们再次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样我就又错了。

在可以证明爸爸是错的之前姑且就算他对了吧，我也不想继续纠结这个问题了。也许关于嫉妒这个问题的讨论远没有我的期末考试来得重要。我觉得为了我的荣誉，我也要保证至少有几门课拿到很棒的分数。此外我的学期论文也要交了，我不想说我把论文拖到了最后一刻，但所剩时间也不多了。我对我的论文题目很感兴趣，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几周前老师就让我们跟助教确认选题了，可那个时候我还不确定我感兴趣的论文话题到底是什么。我的论文选题是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的邪恶理论是怎样表现在他的现实生活和政治主张中的。这个选题的特点就是所有在你脑中一闪而过的观点看起来都很切题。我发现很多选题都有这种特点。

然后我还要一直给航空公司打电话找我的行李。萨克拉门托机场行李部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叫我小甜心了，这足以表明我们现在有多亲密。

所以我又把哈露丢在了一边，而我现在最不该丢下的就是哈露。在我飞往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航班起飞前二十四小时，我正在用跟托德借的行李箱打包行李，嘴里哼着《普世欢腾》，心里想着我该对爸爸妈妈说多少关于洛厄尔的信息、新房子有没有被窃听，之前我们一直觉得老房子被窃听了，这让爸爸很不开心——就好像我们是实验室的小白鼠一样随时受到监控，他们连你工资缴多少税都知道，他这么说——这可能是他们搬家的真正原因。我还在想怎么能让他们再给我买一辆自行车当圣诞礼物，因为狂欢的那晚我把自行车丢了。我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个警察找上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