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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跟洛厄尔的谈话，我省略的不仅仅是洛厄尔不稳定的情绪。我还省略了他说的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很可怕，我不想再重复。我之所以省略不讲是因为我不想听这些事，你肯定也不想听这些事。

但洛厄尔会说我们必须得听。

他跟我讲了戴维斯的一个持续了三十年的实验。很多猎犬都暴露在锶-90和镭-226的环境中，他们的声带已经被清除了，所以没人能听到他们受折磨的声音。他说参与这项实验的研究者戏称自己为“猎犬帮”。

他跟我讲了汽车公司为了做碰撞实验而让神志清醒却六神无主的狒狒反复经历可怕又折磨人的碰撞。他跟我讲了医药公司对狗进行活体解剖，只要狗呻吟或挣扎，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就会虐待它们。他跟我讲了化妆品公司把化学药品揉进号叫着的兔子的眼睛里，如果事后兔子受到了永久性伤害，就会让它们安乐死，而如果兔子康复就会再次对它们进行这样的实验。他跟我讲屠宰场里的牛因为太害怕，连肉的颜色都变了。他跟我讲鸡肉工厂里装满电池的笼子，就像鲍勃舅舅之前说的一样，他们养的是站不起来的鸟，更别提走路了。他跟我讲娱乐行业里所有的黑猩猩其实都是小宝宝，因为成年黑猩猩非常强壮难以控制。这些本应该骑在妈妈背上的小宝宝被单独关进笼子里。人们会用棒球杆打它们，这样拍电影的时候只需要朝它们挥一挥棒球杆，它们就能乖乖听话。之后人们就可以宣称在拍电影的过程中没有动物受到伤害，因为伤害都发生在拍摄之前。

“这个世界，”洛厄尔说，“有各种各样无穷无尽深不可测的痛苦。人们知道这些痛苦的存在，但眼不见为净。要是你让他们看到了，他们就会介意，但他们恨的是你，因为是你让他们看到了这些丑陋的事实。”

他们，每次哥哥讲到人类的时候都会用这个词。从来没用过我们。

几天后，我在“宗教与暴力”课的期末作业里把这些都写进去了。我这么做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驱魔，我想让它们从我的脑中出去进入其他人脑中。然后我就被叫到了索萨博士的办公室。办公室的一面墙上贴着一张全彩的哈勃“创造之柱”的海报。对面的墙上贴着一句话：“每个人都想让世界改变，却没有人想改变自己。”很明显，索萨博士这样设计办公室是为了鼓舞人心。

我还记得他的办公室很有节日氛围。书架上挂着一串串圣诞节彩灯，他还给跟他谈话的学生准备了拐杖糖。“我不想让你挂科。”索萨博士说，至少这一点我们意见一致，我也不想挂科。

他倚着椅背，双脚交叉压在一摞临时堆起的杂志上。一只手放在肚皮上，手随着呼吸上上下下。另一只手拿着拐杖糖，不时比画一下。“你之前的作业做得很好，但是你的期末作业……你的期末作业掺杂了太多情感因素。你提出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问题。”索萨博士突然坐起来把脚放在地上，“但你要知道你并没有真正回答我给你们留的问题，一点边都没沾。”他朝前探身过来，迫使我跟他进行友好的眼神交流。他知道他在做什么。

我也是。难道我没有在爸爸膝盖旁边受过训练吗？我学着他的动作，用同样的眼神看向他。“我在写暴力，”我说，“同情以及其他主题。在我看来这很切题。托马斯·莫尔说过，人类首先对动物残忍，之后再对人类残忍。”我在论文里也提到过这个观点，所以索萨博士早就已经抵挡住了托马斯·莫尔。我又往前靠近的时候，圣诞彩灯在他的太阳穴上亮了，就像两只炽热的灯泡触角。其实我提出的这一论点还有很多疑点。

事实上，托马斯·莫尔并不主张取消对动物的残忍，而是希望能雇佣专门人员来处理这些事情。他在乎的是乌托邦居民的双手是干净的，而这跟我们处理这种问题的办法是一致的，尽管我并不认为这跟他预想的一样对我们脆弱的情感有好处。我并不认为这会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洛厄尔不这么认为。费恩也不这么认为。

我并没有问过费恩。而我现在也不确定我是不是能读懂她的所思所想。

索萨博士大声读了第一个考题。“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政教分离论是限制暴力的一种方法。请讨论。”

“表面离题，实际切题。动物有灵魂吗？一个经典的宗教难题。有大量有力推论。”

索萨博士拒绝我转移话题。第二个问题：“所有以宗教的名义发动的暴力都是对真正的宗教的曲解。请用犹太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信徒的具体例子来阐明。”

“如果我说对某些人来说科学也是一种宗教呢？”

“那么我会不同意。”索萨博士兴致盎然地回答，“科学成为宗教的那一刻就不是科学了。”电灯泡的光给他深色的眼睛涂上了一层节日的光亮；像所有称职的教授一样，索萨博士确实喜欢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