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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对爸爸妈妈说过这些。妈妈不够坚强，要是我跟她说了这些的话，她肯定再也走不出卧室门了。我唯一能为她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好好的。我把这件事当成我的工作，努力完成，而且从来没跟管理部门抱怨过我的工作环境。

告诉爸爸的意义也不大。他绝对不会同意我在刚上学的第一天就退学。他帮不了我。如果他想帮我的话，也肯定是帮了倒忙。父母们不了解念初中的一些可怕之处。

所以我闭紧了嘴。那时我的嘴巴早已时刻紧闭了。

幸运的是，尽管开学第一天情况非常糟糕，但后来比我更古怪更离谱的学生取代了我的位置。有时，有人会看上去很关心地问我，我是不是在发情期。这是我的错。要是我四年级的时候没说过“发情期”这个词的话，没人会知道，很显然大家都记住了这个词。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没人跟我说话。

晚上，爸爸妈妈在卧室里谈论着为什么我变得这么安静。他们互相安慰说这早晚会发生。这是青少年典型的情绪消沉。他们那个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过些时候我就会好起来的，还会在之前的不停说话和现在的沉默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们偶尔会收到洛厄尔的信。他会给我们寄一张明信片，有时候在上面写一些东西，有时候什么也不写，而且每次都不签上名字。我记得有一张明信片上画着帕特农神庙，上面还盖着圣路易斯的邮戳。“祝你们幸福。”他在明信片背面写了这样一行字。这句话很难从语法上分析，也许你只能看懂一点表面意思，但有可能它就是这个意思，洛厄尔希望我们都能幸福。

1987年7月初的某一天，我们停止了寻找他。洛厄尔离开一年多了。我在家门口的路上玩，朝车库门扔乒乓球再抓住它。这种玩法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练习抓球的方法。那时我十三岁，正在度过又热又长的暑假。太阳晒着大地，空气又闷又潮。那天早上我去图书馆借了七本书，有三本是我之前没读过的。街对面，比亚德夫人朝我招手。她正在修理草坪，割草机发出像蜜蜂一样的嗡嗡声，听得人昏昏欲睡。我当时并不幸福，但记得幸福的感觉。

一辆黑色的车停在了我家门口，车里下来两个男人，朝我走过来。“我们要找你哥哥。”其中一个人跟我说。他皮肤颜色很深，但不是黑色，头发剃得很短，几近秃头。他大汗淋漓，拿出一块手绢擦了擦头顶。我也想这么做，用我的手擦擦他的头发。我很喜欢用手掌摸头发茬的感觉。

“你能带我们去找他吗？”另一个人问我。

“哥哥跟费恩在一起，”我说，把手掌在裤子上搓了搓来解痒，“他去跟费恩一起住了。”

妈妈从屋里走到门廊，招手让我过去。她抓着我的胳膊，挡在我身前，站在这两个人和我之间。

“美国联邦调查局，女士。”那个快秃顶的人跟妈妈说，给她看了一个徽章。他说哥哥是一起纵火案的犯罪嫌疑人，该纵火案造成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约翰·瑟曼兽医诊断实验室460万美元的损失。“他最好能主动找我们说说他的情况，”那个人说，“麻烦你们转告他。”

“谁是费恩？”另一个人问。

洛厄尔放的大多数老鼠都被捉回来了，但不是所有。尽管之前爸爸觉得这些老鼠的性命堪忧，但其中一些还是活了好几个冬天。它们度过了多姿多彩的生活——性、旅行和探险。很多年后，布鲁明顿出现了大批老鼠。宿舍衣橱里出现过老鼠，市中心的咖啡店里出现过老鼠，校园小教堂的座位底下出现过老鼠。邓恩墓地里也出现过老鼠，那只老鼠正在一座革命战争时期的墓地前吃金凤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