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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通纳即将获得博士学位的典礼日前一个星期,阿切尔·斯隆给了他一个全职大学讲师的工作职位。斯隆解释说,大学的政策是不雇本校的毕业生,可是由于战时训练有素和有经验的大学教师缺乏,他才有可能说服行政管理部门开个例外。

斯通纳曾有些不情愿地给本地区一些大学和学院写了几封求职信,冒昧地详细列举了自己的若干资格;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时,他奇怪地有种解脱感。他对自己的这种释然还一知半解;在哥伦比亚的这所大学,他已经熟悉了那种安全和温暖,这种东西小时在家就本应该感觉到过,但却未能感觉到,而且对自己能在别处找到这些东西的能力并无把握。他感激不尽地接受了斯隆提供的机会。

接受这份工作后,他忽然意识到,斯隆在美国参战的这一年骤然老了许多。他五十好几,显得要多老十岁;那桀骜不驯的铁灰色的鬈发,曾经在头顶蓬蓬松松,现在已经变白,在贫瘠的头骨上平平地贴着,已经了无生命力。他的那双黑眼睛已经迟钝无神,好像蒙了层潮湿的薄膜;那张遍布皱纹的长脸,曾经坚硬如薄薄的皮革,现在松脆得像年代久远、干燥的纸张;他那平板、冷嘲热讽的声音开始透出一丝颤音。看着他,斯通纳心想:他快要死了——一年或者两年内,甚至十年内,他就会死去。一种不成熟的失落感牢牢地控制住他,于是他转身而去。

1918年的那个夏天,他的大量心思都用在琢磨死亡上。马斯特思的死对他的震撼比自己想象的要强烈得多。第一批美国军人在欧洲的伤亡名单开始陆续公布。以前,他想到死亡,无非把死亡当作一个文学事件或者时间对不完美的肉体施加的缓慢、默默的耗损。他没有想过死亡就是发生在某个战场上的暴力爆炸,没有想过死亡就是割裂的喉咙里血流如喷。他对这两种死亡方式的不同感到不解,也不明白这种区别意味着什么;他发觉自己内心慢慢酝酿出某种痛苦,他从自己的朋友戴夫·马斯特思那鲜活的心中曾经瞥到的痛苦。

他的论文题目是《古典传统对中世纪抒情诗的影响》。夏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用来重读经典和中世纪拉丁诗人的作品,特别是有关死亡的诗。他又一次惊异于那些罗马抒情诗人接受死亡时坦然、优雅的态度,好像他们面对的那个虚无不过是自己曾经享受过的绚丽岁月的一种应有属性;拉丁传统的后期基督徒诗人看待死亡时表现出的痛苦、恐惧以及勉强掩饰的憎恶令他惊奇,死亡承诺,无论多么模糊,会有一种华丽、愉悦的永恒人生,好像死亡和承诺不过是一种嘲弄,会让他们活着的光阴发馊。每当想起马斯特思,斯通纳就把他想象成卡图卢斯或者更温柔和抒情的尤维纳利斯,一个自己故国的流放者,想到他的死亡不过是又一次流放,只是要比他以前熟悉的流亡更加陌生和长久。

1918年秋季开学的时候,对每个人来说形势已经明朗,欧洲的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多久了。持久、猛烈的德国反攻在巴黎遇阻,福煦元帅下令展开一场全面的联合反击,迅速把德国人推到他们的原始防线之后。英国开始进攻北部,美国人穿过阿尔贡,付出了一场代价,这个代价在到处弥漫的洋洋得意中被普遍忽视了。报纸在预测圣诞节前德国人会发生一场崩溃。

所以,新学期是在一种紧张的友善欢快和健康舒服的氛围中开始的。师生们发现在楼里彼此都笑脸相迎,有力地点头示意。教职员工和行政部门对学生中发生的过激表现和不起眼的暴力冲突都视而不见;一个身份不明的学生,很快就成为当地的某种民间英雄,他爬到杰西楼前的一根大柱子上,在柱顶上吊了一只用稻草填充的凯泽像。

大学里唯一对这种四处弥漫的欢欣鼓舞似乎无动于衷的人就是阿切尔·斯隆。自从美国宣布介入战争的那天开始,他就自我逃避,这种逃避随着战争接近尾声变得更加明显。他不跟同事说话,除非系里的事务迫使他不得不说,有风言风语称,他上课时举止十分怪异,听课的学生都相当排斥;他枯燥、机械地照读讲义,从不看看学生的目光;他盯着讲义时经常说着说着就没声音了,而且有时一两分钟,有时甚至长达五分钟沉默不语,其间既不动弹,也不回应课堂上提的尴尬问题。

当阿切尔·斯隆把那一学年的教学安排交给他的时候,威廉·斯通纳目睹了学生时代就认识的这位聪明睿智、喜欢冷嘲热讽的人的最后遗迹。斯隆给了斯通纳两组新生作文教学任务,加一门中世纪英语文学的高年级概论;他接着说,依旧闪烁着一丝冷嘲热讽的色彩:“你,还有我的许多同事,以及为数不少的我们的学生,听了会很高兴,我要放弃很多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