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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通纳拿到文学学士学位后两个星期，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遭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秋天未到，战争席卷整个欧洲。战争成为老学生中持续不断的热门话题，他们好奇美国最终将发挥什么作用，大家又很开心，自己未来的命运暂不确定。

可是摆在斯通纳面前的未来既光明又确定，而且不会改变。他眼中的未来，不是事件、变化和潜在可能的涌流，而是犹如前方的一块领地，等着他去探索。他把未来看作那座宏伟的大学图书馆，可能还会新建侧翼建筑，还会添加新的图书，然后又清退掉旧书，但是其本性仍然基本不会改变。他能看到在这所机构中的未来，他将置身其中，而自己对这个机构还不完全理解；他想象自己在那个未来中还会有变化，可是他把未来本身看作改变的工具而不是它的目标。

那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秋季学期即将开始之际，他去看了父母。他本想帮着收夏天的庄稼，可发现父亲雇了个黑人田间帮手，干起活来不吭声，卖力，劲头很足，一天干完的活儿差不多顶斯通纳和父亲过去在同样时间里干的活儿。父母见到他后很开心，他们好像并不怨恨他的决定，但他发现自己跟父母无话可说；而且，他意识到，他和父母已经逐渐形同陌生人。他感觉自己的爱因为损失反而更强烈了。他比原来计划的提前一个多星期返回哥伦比亚。

他开始讨厌在弗特家农场干活儿花的时间。很晚才回来开始学习，他感觉有种强烈的学习冲动。有时，沉浸在自己的书本中，他会想到还有那么多东西不知道，还有那么多东西没有读过。他辛苦追求的宁静，当意识到自己生活中的时间那么少，而要读的东西那么多，要知道的事情那么多，这份宁静开始破碎了。

1915年春天，他修完文学硕士的课程，花了整个夏天的时间完成论文，是对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中的一篇进行诗法研究。夏天将尽，弗特夫妇告诉他，农场用不着他了。

他早就料到自己会被解雇，在某种意义上他倒乐意如此；但是，这事真的到来后，他却有种恐慌的刺痛感。好像自己和原来生活之间最后的那条纽带被割断了。他在父亲的农场度过了夏天的最后几周，对论文进行最后的收尾润色。这时，阿切尔·斯隆已经替他安排好给即将入学的新生教两个班的基础英文课，同时他开始着手攻读博士学位。这份工作让他每年收入400美元。他把自己的东西从弗特家那间狭小的阁楼房间里搬出来，他在那里住了五年，然后在大学附近找了个甚至更小的房间。

虽然他只给一群未经挑选的新生教基础语法和作文，内心还是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烈的期待，而且胸怀强烈的崇高感。秋季学期开始前的那个星期，他已经开始备课了，斟酌考虑着各种可能性，一个人为某个活动的内容和主题努力拼搏时才会考虑各种可能性；他体会着语法的逻辑，他想自己能够感觉到它如何从自身生发蔓延出来，渗透进语言，支撑着人类的思想。在他布置给学生的简单的作文练习中，他看到了散文的各种潜力和美，他渴望用自己感觉到的东西的感觉来激发学生的活力。

可是，在他上的第一节课上，当例行的点名和学习计划这些开场白结束后，当他开始向自己的听众和学生自我介绍时，他发现自己内心仍然深藏着某种惊奇感。有时，他对学生讲话时，仿佛是站在自我之外，观察着一个陌生人在给一群并不情愿地聚集在一块儿的人发表讲话；他听着自己平板的声音在背诵着准备过的材料，从背诵中体会不到丝毫属于自己的兴奋。

他在这些课上寻找自己的解脱和满足，在这样的课上，他自己就是一个学生。他能够从中再次捡回自己第一天体会到的那种发现感，那时阿切尔·斯隆曾在课上对他说，他刹那间就变成另一个人，不再是过去的那个自己。当他的脑子本身在忙着自己的课题，当它与自己学习且试图理解其本质的文学的力量搏斗时，他意识到自己内心某种东西在不断变化；当他意识到这点后就开始从自我向外转移，走进包容着他的这个世界，所以，他知道了，他读过的弥尔顿的诗歌或者培根的随笔，乃至本·琼森的戏剧改变着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就是文学的主题，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文学依赖它。他在课堂上很少讲话，他写的论文鲜有让自己满意的。正如他讲给这些年轻学生听的，从不泄露自己体会最深刻的东西。

他开始跟为数不多的几个同学熟络起来，他们也在系里担任代课教师。他跟其中两个即戴夫·马斯特思和戈登·费奇成了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