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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通纳清了清嗓子，怯怯地说：“一切好像都来得这么突然。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事，直到跟费奇和马斯特思聊了后才开始去想。似乎直到现在这一切都很不真实。”

“当然不真实了，”斯隆说，接着他烦躁地移过身子，背对斯通纳，“我不想告诉你该怎么去做。我只想说：这是你自己要做的选择。会有强制征兵；但你可以免征，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并不害怕去参军，对吗？”

“不，先生，”斯通纳说，“我想不是这样。”

“那你就有一个选择，得亲自做出选择。不用说，情况会是这样，如果你决定参军，一旦回来，仍然恢复现状。如果你决定不参军，可以继续留在这里，但是当然你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益处；而且可能还会有某种不利，要么现在，要么将来。”

“我明白。”斯通纳说。

沉默了好长一阵，斯通纳终于明白，斯隆跟他要讲的已经说完了。可是正当他起身离开办公室时，斯隆又说话了。

他慢条斯理地说，“你必须记着自己是什么人，你选择要成为什么人，记住你正在从事的东西的重要意义。有很多人类的战争、失败和胜利，很多并非军事之争，历史著作中也没有记载。要记住这个，当你试图决定要做什么的时候。”

斯通纳有两天没去上他的课，也没有跟认识的任何人说过话。他待在自己的小屋里，在苦苦地与自己的决定纠缠着；几乎意识不到屋子外面世界的存在。包围着他的是自己的书和小房间的宁静，偶尔听到吵叫的学生远远的嘟囔声，砖路上四轮马车迅速行驶的咔嗒声，以及城里六七辆汽车中的某一辆发动时沉闷的咔嚓声。他始终没有养成过沉思反省的习惯，他发现探寻自己的动机是个棘手又多少让人不快的苦差事；他感觉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提供给自己，而且内心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供自己寻找发现。

最终做出自己的决定的时候，他好像感觉自己也连带明白了该怎么办。星期五，他找到马斯特思和费奇，告诉他们，他不跟他们一块去打德国人了。

戈登·费奇仍然因为自己崇德向善而端着劲儿，他模样僵硬，换上一副责备的悲哀表情。“你真让我们沮丧，比尔，”他沉重地说，“你真让我们大家沮丧。”

“冷静。”马斯特思说。他热烈地看着斯通纳。“我想到你可能决定不去。你总是带着那副憔悴、献身的表情。当然，这没什么；不过，是什么让你最终做出这个决定的？”

斯通纳一时无话可说，他想到最近两天，想到似乎没有尽头和毫无意义的默默的挣扎；他想到以前的那些岁月，在农场跟父母度过的遥远的岁月，想到自己奇迹般从中复苏过来的死气沉闷。

“我不知道，”他终于说，“原因多了，我想。没法说。”

“可能会很不容易，”马斯特思说，“如果继续待在这里。”

“我知道。”斯通纳说。

“可是值吗，你觉得？”

斯通纳点点头。

马斯特思笑着说，依然带着冷嘲热讽的老口吻，“你长着副憔悴、饥饿的表情，真的。你注定要遭受灭顶之灾。”

费奇悲哀的责备已经变成一种试探性的蔑视。“你一辈子都会为此后悔的，比尔。”他声音嘶哑地说，他的声音在威胁和怜悯之间犹豫不定。

斯通纳点了点头。“也许吧。”他说。

然后他跟这两位告别过，转身走了。他们第二天就要去圣路易斯应征入伍了，斯通纳还要准备下星期的课。

他对自己的决定毫无内疚感，当强制征兵普遍展开时，他向系里提出申请，没有任何特别的悔恨感；但是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那些年长同事投来的眼神，意识到学生通过对他彬彬有礼的举止所显示出的不尊的细微棱角。他甚至怀疑，曾经表示热情赞同他继续留在大学的决定的阿切尔·斯隆都变得冷淡和更加疏远，随着参战的那几个月慢慢过去。

1918年春天，他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各种要求，于当年6月获得学位。就在拿到学位的前一个月，他收到戈登·费奇的一封信，他已经读完军官训练学校，分到纽约城近郊的一个训练营。他从信上得知，费奇获得准许，在空闲时间可以去读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还可以设法完成博士学位必须的要求，今年夏天他将获得那里的师范学院授予的学位。信上还告诉他，戴夫·马斯特思被派往法国，差不多在入伍一年后，跟第一批美国士兵一道去执行任务，已经战死在蒂耶里堡。

1. 本·琼森（Ben Jonson，1572—1637），英国剧作家，诗人，莎士比亚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