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孟买之恋（第5/7页）

满脸雀斑的伊维像是着了火一样，“噢你这个饭桶！你这个‘拖鼻涕’！你摔坏了我的……”但是我并不在听，因为有件事是从洗衣箱里那场灾难开始的，一直到圆形凹地这个事件才算完成了，这些东西来到了我的脑子里，这会儿到了前面，不再是我一直没有注意到的模糊的背景音，所有这些都发出了“我在这儿”的信号，从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过来……其他午夜出生的孩子都在叫：“我”，“我”还有“我”。

“嘿！嘿！‘拖鼻涕’！你没事吧？……嘿，他妈在哪里呀？”

干扰，简直就是干扰！组成我这个多少有些复杂的人生的不同的部分，以一种完全不可理喻的固执，拒绝好好地待在它们各自的空间里。各种各样的声音从钟塔里跑了出来，来到圆形凹地上，而那里应该是伊维的领地……这会儿，就在我应该要对嘀嗒声中出世的那些异乎寻常的孩子进行描述时，我却被带到了边境邮车上——被神秘地送到我外公、外婆那个日渐衰败的天地里，结果阿达姆·阿齐兹插足进来，使我没法按照自然顺序披露我的故事了。啊算了，没有办法的事，就只好忍耐一下吧！

那年一月，我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造成严重脑震荡。正在养伤期间，我父母因为全家聚会之故把我们带到阿格拉去，这次合家大团圆结果比那次臭名昭著的（也可能是虚构的）加尔各答黑牢还要糟糕。半个月里，我们不得不反复听艾姆拉尔德和佐勒非卡尔（他现在是少将，非要别人称呼他为将军）谈起一些大人物的名字，他们又不时有意无意地提到他们的巨额财富，如今他们已经是巴基斯坦第七号大富豪了，他们的儿子扎法尔想要（不过只有一回！）去揪“铜猴儿”那颜色渐渐淡去的红色辫子。我们不得不屏着气恐怖地瞧着我那位当公务员的舅舅穆斯塔法和他的有一半伊朗血统的妻子索尼亚教训他们的几个孩子。他们用短棒什么的把那几个弄不清是男是女叫什么名字的小家伙揍得服服帖帖，大气都不敢出。老处女艾利雅身上总带着一种怨恨的气息，它充满在空气里，弄得我们的饭菜都变了味。我父亲总是早早地回到自己房间里去，跟瓶中的精灵秘密地挑灯夜战。一切越来越糟，越来越糟。

一天半夜，钟敲十二点时我醒过来了，发觉我外公的梦来到了我的脑袋里，因此不可避免地像他观测自己一样看到了他——要是光线对头的话，在这个日益衰弱的老人的身体中央，可以看到一个奇大无比的影子。随着他日益衰老，失去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再加上“母亲大人”在身边，这几方面的影响结合在一起，使得当年给予他力量的种种信念日趋式微。这一来，他身体中央原来的那个窟窿又出现了，他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空洞枯瘦的老头儿。他一生同真主（以及其他迷信）不息地进行了斗争，但这时候主又在他身上取得了胜利……与此同时，这半个月里，“母亲大人”一刻不停地想方设法来让她看不起的我舅舅哈尼夫的当电影明星的妻子出丑。也就是在这时候，我在一出儿童剧当中扮演鬼魂，在我外公衣柜顶上一只旧皮手提箱里找到了一条被虫蛀的床单，那上面最大的一个窟窿是人剪出来的。你一定记得，为了这事我外公暴跳如雷，对我大吼了一通。

不过也取得了一个成就。我同三轮车夫拉希德（也就是他年轻时在麦田里不出声地呼喊，后来又帮忙把纳迪尔汗带进阿达姆·阿齐兹的卫生间）交上了朋友。他照应着我——在没有让我父母知道的情况下，教会我骑自行车（不久前我骑车才出了事，我父母要是知道肯定不准我去学）。在我们回去时，这件事我一个人也没有告诉，就同其他秘密一样。不过，这个秘密我并没有打算保持多久。

……在回去的火车上，包间外面不时有人在恳求：“哎，老爷，放我进来，老爷！”——逃票人的声音同我想要听的声音，我脑袋里新的说话声混杂在一起——然后我们回到了孟买中央车站，再坐车经过赛马场和庙宇回家。这样我就可以先回过头来，把伊夫琳·利立斯·伯恩斯的事情说完，然后再专心叙述那些更重要的大事。

“总算回家了！”“铜猴儿”叫道，“乌拉……回孟买啦！”（她受了罚，正吃瘪呢。在阿格拉，她一把火把将军的靴子给烧掉了。）

根据记录，邦重组委员会早在一九五五年十月就向尼赫鲁先生提交了报告。一年以后，它的建议付诸实行了。印度重新划分成十四个邦和六个中央直辖的“领土”。但各邦之间的界线并不是按照河流、山脉或者其他地形上的自然疆界划分的，划分的标准是根据语言。语言成了界线：喀拉拉邦便是说马拉雅拉姆语的，世界上只有这种语言的名称顺读倒读都是一样；在卡纳塔克邦便应该说卡纳拉语；被分割的马德拉斯邦——如今叫作泰米尔纳德邦——居民是泰米尔人。不过，出于疏忽之故吧，孟买邦却没有触动到。在孟巴德维的这座城市，为语言进行示威游行的队伍越来越长，越来越喧闹，最后演变成为政党。联合马哈拉施特拉党是代表马拉地语的，它要求建立德干高原的马哈拉施特拉邦；而大古吉拉特党在古吉拉特语的旗帜下前进，要求在孟买市北部一直延伸到卡提阿瓦半岛和卡奇沼泽地建立一个邦……我把这些冰冷的历史重温一遍，把这段早已寿终正寝的斗争（斗争的一方是诞生于德干高原干燥炎热气候中的沉闷僵硬的马拉地语，另一方是产生于卡提阿瓦沼泽地带的柔和的古吉拉特语）重新翻出来，只是为了解释这样一回事：在一九五七年二月的一天，我们刚从阿格拉回来，梅斯沃德山庄与市里的交通便被一条呼喊着口号的人流给切断了。人流拥到华尔顿路上，把这条路填得比雨季发洪水时还要满，队伍长得走了两天两夜才走完。有谣言说希瓦吉的雕像显灵，石像就在游行队伍前面开路。游行的人举着黑旗，其中许多是关门罢市的店主，许多是马扎贡和马通加罢工的纺织工人。但在我们的小丘上，我们对他们的事情一无所知。我们孩子总是不由自主地被华尔顿路上那川流不息的像蚂蚁般的人群吸引住了，就像飞蛾被灯光吸引住一样。这场游行规模如此巨大，情绪又是如此强烈，以前的游行根本与之无法相比——大人都禁止我们下去哪怕是看一小眼。那么我们当中是谁的胆子最大呢？是谁鼓动大家至少下到半途，也就是到坡路猛然拐了一百八十度的弯，直冲华尔顿路的那地方去的呢？是谁说：“怕什么呀？我们只是到半路瞧一眼就行。”……眼睛瞪得大大的不听话的“印第安人”跟在他们满脸雀斑的美国头领后面。（“他们杀死了纳里卡尔大夫——是游行的人干的。”“头发油”声音抖抖索索地发出了警告。伊维朝他的靴子上啐了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