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铁尔的寡妇

堂何塞·蒙铁尔死了。除了他的寡妇以外，人人都觉得大仇已报。可是，好几个钟头之后，大家才确信他真的死了。好多人看到尸体后还将信将疑。尸体躺在热烘烘的灵堂里，那口黄色的棺材浑圆浑圆的，像个甜瓜，尸体周围塞满亚麻布枕头和被单。死人的脸刮得干干净净，穿着一身白色衣服和一双漆皮靴子，脸色很好，比生前任何时候都显得有生气。他还是那位每逢礼拜天就去望八点钟弥撒的堂切佩·蒙铁尔，只是现在他手中拿的不是鞭子，而是十字架。必得拧紧棺材盖上的螺丝钉，把棺材砌进豪华的私家陵墓，全镇人才会相信他不是在装死。

葬礼过后，除了寡妇以外，大家都觉得只有一点难以置信——何塞·蒙铁尔居然会自然死亡。当大家都盼着他在某次伏击中被人从背后枪击而丧生时，只有寡妇相信她会看着他老死在床上，忏悔完毕，毫无痛苦，像个现代圣徒一样死去。她只搞错了一些细节。某个礼拜三下午两点，何塞·蒙铁尔死在了他的吊床上，原因是大夫严禁他生气，他却偏偏大动肝火。他老婆以为全镇人都会来参加葬礼，送来的花会多到屋子都装不下。可是，到场的只有蒙铁尔的同党以及宗教团体，收到的只有镇政府送来的花圈。他儿子从驻德国领事馆、两个女儿从巴黎都发来三页纸的唁电。看得出来，他们是站着用邮局的公用笔写的；撕掉了不少表格，最后才找到价值二十美元的词句。他们谁也没有答应回来。那天晚上，蒙铁尔的寡妇趴在给了她幸福的丈夫枕过的枕头上痛哭了一场，六十二岁上，她才第一次尝到了愤恨的滋味。“我要永远闭门不出了。”她在想，“我好像也被塞进了何塞·蒙铁尔的那口棺材。我再也不想知道世上的任何事了。”她是真心实意的。

寡妇身体虚弱，备受迷信折磨。二十岁那年奉命嫁给了唯一那个父母允许她在十米以内会面的求婚者。她从来没有和现实生活直接打过交道。她丈夫的尸体从家里挪走三天后，眼泪令她明白，她应该振作起来。但是，她又无法找到新生活的方向。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何塞·蒙铁尔带进坟墓里的无数秘密都和那只保险箱里装的东西有关。镇长负责处理这个问题。他叫人把保险箱挪到院子里，靠在墙边。两个警察用步枪朝着锁头连连射击。整个上午，寡妇待在卧室里，只听得随着镇长的大声号令，一次又一次响起了闷哑的枪声。“就差这事儿了。”她在想，“一连五年，我祈求上帝让他们别再开枪了。可现在，我得感谢上帝让他们在我家里开枪。”那天，她竭力集中精神，呼唤死神，但没有得到回应。快入睡时，巨大的爆炸声震得房子的地基一个劲儿地摇晃：他们不得不用炸药炸开保险箱。

蒙铁尔的寡妇叹了口气。绵绵阴雨让这个十月显得无比漫长。她不知所措，在何塞·蒙铁尔杂乱无章的巨大庄园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勤劳的老仆人卡米查埃尔先生一力承担起管理家务的职责。最后，蒙铁尔的寡妇终于直面她丈夫已经死去的事实，这才走出卧室，处理家务。她去掉家里的一切装饰，用黑布蒙上家具，在墙上挂着的死者遗像周围挂上黑布条。葬礼后一连两个月，她闭门不出，养成了咬指甲的习惯。有一天，她哭得两眼肿胀，红通通的，觉出卡米查埃尔拿着一把撑开的伞走了进来。

“收起那把伞，卡米查埃尔先生。”她说，“咱们倒霉事够多的了，就差您拿把撑开的伞进来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把伞放在角落。他是个上了年纪的黑人，皮肤泛着光泽，穿一身白色衣服，鞋子上用刀子割开了几个小口，好让鸡眼别太挤着。

“等伞干了我就把它收起来。”

丈夫去世以来，寡妇第一次打开了窗子。

“倒霉事这么多，还有这个冬天。”寡妇咬着指甲嘟嘟囔囔地说，“看样子，这雨永远不会停了。”

“今天和明天都停不了。”管家说，“昨天晚上，鸡眼闹得我根本没法睡。”

寡妇相信卡米查埃尔先生的鸡眼对天气的预测。她望了望阒无一人的小广场、寂寞无声的邻舍，这些人都没有打开大门观看何塞·蒙铁尔的葬礼。此时，她对自己的指甲、无边无沿的土地以及丈夫遗留给她的无数份永远弄不明白的协议书，完全绝望了。

“这个世界太糟糕了。”寡妇低声抽泣。

那些日子，前来拜访寡妇的人有理由认为她已经神志不清。但其实，她从来没有像那会儿那么清醒。在政治大屠杀开始以前，她就在自家窗前度过了那些阴惨惨的十月上午，对死者怀着无限怜悯，想着：假如上帝星期日不曾休息，就有时间让世界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