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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很迷惘。好吧,我想,我写了两本很糟糕的书,但这有什么关系,这种痛苦才是更严重的。我嘟囔了一句:“莉拉,你有什么好哭的,应该哭的人是我,别哭了。”但她厉声说:“为什么你让我看这本书,为什么你逼我说出我心里的想法,我只想自己知道。”我回答说:“别这样,我向你发誓,你能告诉我,我很高兴。”我想让她平静下来,但做不到,她说了一些很混乱的话:“别让我再读别的东西了,我不适合。我对你期望很高,我非常肯定,你能做得很好,我希望你做得更好,这是我最渴望的事儿。假如你不是很棒的话,那我是谁?我是谁呢?”我小声对她说:“你不要担心,你要对我说你想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帮助我,从小时候开始,你就一直在帮助我,没有你的话,我什么都做不好。”最后,她终于停止了抽泣,吸着鼻子说了一句:“我为什么会哭呢,我真是个白痴。”她笑了,说:“我不想让你难受,我准备了一通赞美的话,我还写了下来,我想给你留个好印象。”我让她把那篇评论发给我,我说:“可能,你比我更了解我该写什么。”然后,我们不再谈小说的事了,我告诉她,艾尔莎出生了。我们谈到了佛罗伦萨、那不勒斯还有霍乱。什么霍乱?她用嘲讽的语气说,这里没有霍乱,只有通常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人们担心拉肚子拉死,实际上没什么事儿,更多的是害怕,一点事儿也没有。我们吃了很多柠檬,没人拉肚子。

提到这些事情,她说得很流畅,几乎有些高兴,她摆脱了一个负担。结果是,我又一次感觉陷入漩涡——两个年幼的女儿、一个经常不在家的丈夫、糟糕的作品。虽然如此,但我没感觉不安,反而觉得很轻松,是我自己让她说了我的失败。我脑子里浮现出类似这样的句子:你给我带来正面影响的纽带断了,就像绳子断了一样,我现在是真正一个人了。但我没对她说这些,我用一种自嘲的语气说,我非常费劲地写出这本书,是想和我出生的城区有一个清算,这本书里讲述了我周围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促使我写出了这本书,这是堂·阿奇勒,还有索拉拉兄弟的母亲的故事。她笑了起来,她说,这些恶心的面孔,用来写小说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想象力的话,这些面孔不像真的,而像一张张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