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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子，我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我们去看心脏病专科，那是一位在克里斯皮街上开了诊所的大教授，他也住在那里。为了这次会面，我特意精心打扮了一下，那个医生虽然在那不勒斯，但还是和阿黛尔的世界有交集，我不想丢脸。我仔仔细细地梳洗了一番，穿上了阿黛尔给我买的裙子，喷上了一种很淡的香水，和她自己用的香水味道很类似，然后化了一个淡妆。我希望这个教授在和我未来婆婆通话或者见面时，能说我的好话。莉拉一点都不在意自己的外表，她去看医生时，穿的就是每天在家里穿的衣服。我们坐在一个大房间里，墙上有十九世纪的绘画：有一个贵妇坐在沙发上，背景里是一个黑人女仆；有一幅是一个老妇人的画像；还有一幅画很大，是一个辽阔壮观的狩猎场景。另外还有两个人在等着，一男一女，两个人都很老，看起来都干净优雅，一副有钱人的样子。我们在默默地等着。在路上，关于我的穿衣打扮，莉拉说了很多好话，她低声说：“你看起来像是从这些画里走出来的，你就像一个贵妇，我就像女仆。”

我们等了几分钟，一个护士过来叫了我们，没有任何特殊理由，我们就跳过了那两个等待的病人。这时候莉拉变得很激动，她希望她看病时我在场，她说她一个人不会进去的，最后她把我推向前，就好像要看病的人是我。那个医生是一位瘦得皮包骨头的六十多岁的男人，灰色的头发，非常浓密。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他知道所有关于我的事情，他和我聊了十多分钟，就好像莉拉不在场一样。他说他儿子也是比萨高等师范毕业的，但要比我早六年。他强调他自己的哥哥也是一位比较知名的作家，但只是在那不勒斯有名。他说了很多艾罗塔一家人的好话，他和阿黛尔的一个堂兄很熟悉，那个堂兄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最后，他问我：

“婚礼什么时候举行？”

“五月十七。”

“十七号啊？这个日子不好，改个日子吧。”

“已经没办法改了。”

在整个过程中，莉拉都没有说话。她一点儿都没有关注那位教授，我感到，她一直都盯着我看，她对我的每个动作、每句话都感到惊异。那位教授终于开始问她问题，她很不情愿地做了回答，要么用纯粹的方言，要么就是夹杂方言的蹩脚意大利语。我不得不经常介入，提醒她她告诉过我的症状，或者强调她轻描淡写提到的症状。医生做了一个非常细致的检查，莉拉一直皱着眉头，就好像我和心脏病科医生得罪了她一样。我看着那有些发白的天蓝色内衣下面她单薄的身体，那件衣服有些大，很破旧。她长长的脖子好像很难支撑她的脑袋，她的皮肤紧包着骨头，就像是要裂开的羔皮纸。我察觉到，她的左手拇指时不时会神经质地颤抖。教授让她穿上衣服前，又检查了大约半个小时。她穿衣服时，用眼睛看着教授，我感觉她有些害怕。医生来到写字台前，他终于坐了下来说，一切正常，他没有听到任何杂音。他对莉拉说，太太，您的心脏很完美。医生对莉拉的诊断，没让她产生太大反应，她非但没有表现出高兴，反倒有些不耐烦。这时候，我松了一口气，就好像他检查的是我的心脏。那位教授接着和我说话，而不是对莉拉讲话，我又开始担心起来了，就好像莉拉的无动于衷让大夫有些生气。他皱着眉头补充说：“但是，你朋友的整体状况很不好，需要马上进行治疗。”他说：“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咳嗽，这位太太受凉感冒了，我会给她开一些止咳糖浆。”他觉得问题在于莉拉的身体非常虚弱，她应该更多注意自己的身体，按时吃饭，每天至少睡八个小时，疗养一下，等着身体恢复。他说：您的这位朋友，在她身体恢复之后，大部分症状都会自然消失的。无论如何，他总结说，我建议她去看一下精神科。

最后的这句话让莉拉很震动，她紧皱着额头，身子向前探着，用意大利语说：

“您是说我精神有问题？”

医生有些惊讶地看着她，就好像因为某种魔法，他刚才诊断过的病人，现在换成了另一个人。

“正好相反，我是建议您去做一个检查。”

“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或者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吗？”

“没有，您不用担心，检查只是为了从整体上了解一下您的身体状况。”

“我的一个亲戚，”莉拉说，“是我妈妈的堂姐，她很不幸，一辈子都很不幸福。我还很小的时候，夏天，我听见她对着开着的窗子叫喊，大笑，有时候我看见她在路上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但是，这是因为她不幸，她从来都没有去看过精神科医生，她从来都没有看过任何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