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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努埃拉为他朗读了两小时。她原很年轻，前不久才开始发胖。她抽水手烟斗，擦军人用的马鞭草香水，男人装束，同士兵们打成一片，但她喑哑的声音在昏暗的做爱时刻仍很动人。她坐在有最后一任总督纹章的大扶手椅上，借着微弱的烛光朗读；他穿着家常便服，盖着羊驼毛斗篷，仰天躺在床上静听。只能从他呼吸的节奏得知他并没有睡着。那本书是秘鲁人诺埃·卡萨迪利亚斯写的《一八二六年利马消息与流言的教训》，她念到某些段落时做了戏剧性的强调，同作者的文风十分贴切。

在后一个小时里，沉睡的房子里除了她的朗读之外没有别的声音。但最后一班巡逻队过去后，突然响起许多男人的一阵哄笑，整个街区的狗受到惊动，吠叫响应。他平静地睁开眼睛，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曼努埃拉把大拇指夹在念到的那页，合上书，搁在膝上。

“是您的朋友们。”她对将军说。

“我没有朋友，”他说，“即使还剩几个，为时也不会太久。”

“他们在外面守夜，防止别人害您。”

将军这才听说全城早已知道的事情：好几起暗害他的阴谋正在酝酿，最后一批支持他的人守着房子警戒防范。门厅和内宅花园的回廊由轻骑兵和投弹手把守，他们都是委内瑞拉人，准备护送将军到卡塔赫纳港口，在那里乘帆船去欧洲。两个士兵打开铺盖卷横睡在卧室正门口，副官们则在卧室旁边的厅里玩纸牌，等曼努埃拉朗读结束，但是士兵们良莠不齐，不少人来路不明，在这种时候谁都不敢担保不出什么事。将军不为坏消息所动，做了一个手势让曼努埃拉继续往下念。

将军一向把死亡看成是不可避免的职业危险。他作战时总是身临第一线，却连划破皮的小伤都没有受过。他在敌人的炮火下行动自若，镇定得近乎荒唐，手下的军官们只得简单地解释为他自信刀枪不入。他屡遭暗算，但每次都安然无恙，好几次是因为他没有睡在自己的床上才保全性命。他外出时不带警卫，无论在什么地方给他什么吃喝都不提防。只有曼努埃拉明白，他满不在乎的态度并不是出于糊涂或者宿命论思想，而是因为他悲哀地确信自己必将孤苦无告、赤身裸体地死在床上，并且不能从公众的感戴中得到安慰。

动身前那个失眠之夜，他唯一打破的惯例是上床之前没有洗热水澡。何塞·帕拉西奥斯早就替他烧好了恢复元气、祛痰止咳的草药汤水，一直保持着合适的温度，以备他随时洗澡。但他不想洗。他吃了两丸治习惯性便秘的泻药，想在闲话利马的喁喁哝哝的读书声中迷糊睡去。突然间，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他发作一阵剧咳，房子仿佛都在震动。隔壁大厅里的军官们中断了牌戏。其中一个爱尔兰人贝尔福德·欣顿·威尔逊在卧室门口探头看看是否需要他帮忙，只见将军趴在床沿想把肚子里的东西兜底吐光。曼努埃拉扶着他的头，让他吐在一个小盆里。何塞·帕拉西奥斯是唯一可以不敲门就进入卧室的人，他紧张地守在床边直到危象过去。将军满眼泪水，深吸了一口气，指着梳妆台说：

“全怪那些丧气的花。”他说。

他像往常那样，总是为自己的不幸随便找个怪罪的原因。曼努埃拉比谁都了解他，向何塞·帕拉西奥斯示意把那个插着早上摘来、已经凋谢的晚香玉的花瓶拿走。将军躺回床上，合上眼睛；她用原先的声调继续朗读。她觉得将军已经入睡，便把书放在床头柜上，在他烧得滚烫的额头吻了一下，悄悄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明天早上六点起她将等在通往翁达的公路的十字路口，同将军最后告别。然后她披上军用斗篷，踮着脚尖离开卧室。这时将军睁开眼，轻声对何塞·帕拉西奥斯说：

“请威尔逊把她送到家门口。”

曼努埃拉认为她单身一人完全可以走夜路，比一小队长矛手护送更好，但将军的吩咐还是照办。何塞·帕拉西奥斯擎着一支蜡烛在前面引路，到了马厩，马厩环绕着有一眼喷泉的内宅花园，清晨的第一批晚香玉正开始吐放。雨暂时停了，风也不在树间呼啸，但是寒冷的天空没有一颗星星。贝尔福德·威尔逊上校一路上重复夜间的口令，让躺在回廊席子上的哨兵放心。经过大厅窗口时，何塞·帕拉西奥斯看到房东正在给通宵等候、准备送行的军民朋友分送咖啡。

何塞·帕拉西奥斯回卧室时发现将军神志不清。他断断续续地说着胡话，只听得懂一句：“谁都不理解。”他发高烧，浑身火烫，不时放几个恶臭的闷屁。第二天，将军记不清自己是在说梦话还是谵妄。他把这种情况称为“我疯狂的危象”。现在谁都不惊慌了，因为他害这种病已有四年之久，任何医生都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次日他又头脑清醒，仿佛从死灰中获得新生。何塞·帕拉西奥斯替他裹好毯子，在大理石面的梳妆台上留一支燃着的蜡烛，离开了房间，没关门，继续守候在隔壁厅里。他知道将军明天一早就会起来，泡在浴缸的草药汤水里，试图恢复梦魇消耗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