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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候他最久的仆人何塞·帕拉西奥斯见他光着身子、睁着眼睛泡在浴缸的草药水里，以为他已经淹死了。虽然知道那是他沉思冥想的多种方式之一，但是躺在水里那副瘫软沉迷的神态简直不像个活人。帕拉西奥斯不敢走近，只是低声按照他的吩咐在五点之前把他叫醒，以便天一亮就动身。将军从迷茫状态中醒过来，在昏暗中看到他总管的湛蓝的眼睛、松鼠色的鬈曲头发和庄严无畏的面容，手里拿着一杯罂粟果壳和树胶的煎剂。将军无力地抓住浴缸的扶手，像海豚似的从草药水里冒出来，衰弱的身体居然还有那股出人意外的冲劲。

“咱们走吧，”他说，“越快越好，这里谁都不喜欢我们。”

这句话何塞·帕拉西奥斯在不同场合听了许多遍，但仍不相信是将军的由衷之言，尽管马厩里的马队已准备就绪，随从的军官已开始集合。帕拉西奥斯帮他胡乱地擦干身子，赶紧替他裹上那件御寒斗篷，因为他冻得索索发抖，手里的杯子磕在牙齿上咯咯直响。几个月前，当他穿那条自从利马豪华淫靡的夜晚以来一直没有穿过的岩羚羊皮裤子时，发现随着体重的减轻，身高也缩短了。甚至赤身裸体时的模样也起了变化，躯干的皮肤苍白，脸和手则由于风吹日晒，黑得像烤焦了似的。刚过去的七月，他满了四十六岁，但那鬈曲粗硬的加勒比人头发已经花白，骨骼由于未老先衰变了形，他显得如此衰弱，仿佛熬不到明年七月。然而他果断的举止像是那种没有受到生活严重摧残的人，经常绕着圈子走个不停。他连呷五口就喝光了煎剂，舌头几乎烫出了泡，连蹦带跳在破旧的席子上跑过，留下一串湿漉漉的脚印，仿佛他喝下去的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他一句话也不说，直到邻近教堂的钟楼响起五点的钟声。

“三〇年五月八号，星期六，英国人射伤圣女贞德的日子，”总管宣告，“从凌晨三点钟开始，一直在下雨。”

“从十七世纪凌晨三点钟开始下到现在了。”将军晚上失眠，嘴里发苦，没好气地说。然后认真地加了一句：“我没听到鸡叫。”

“这里没有鸡。”何塞·帕拉西奥斯说。

“什么都没有，”将军说，“这里是非基督徒的国度。”

他们在圣菲·德波哥大，海拔二千六百米，四壁空空、大而无当的卧室不时有冷风从关不严实的窗户灌进来，对任何人都不是有益健康的住处。何塞·帕拉西奥斯把肥皂钵和红丝绒盒装的镀金刮脸用具放在大理石面的梳妆台上，在镜子旁边的托架上放好烛台，让将军有足够的亮光，又把炭火盆挪近一些，让他暖暖脚。接着，他掏出经常放在坎肩口袋里的一副银丝边、方镜片的水晶眼镜给将军。将军戴上眼镜，由于天生是个双利手，所以他时而用左手，时而换右手，灵活自如地刮着胡子，几分钟前连杯子都拿不稳，现在运用腕力的熟练程度令人吃惊。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全凭手感刮好了脸，因为他尽量避免看到自己在镜子里的面容。接着，他拔掉露在鼻孔和耳朵外面的毛，用银柄裹绸的牙刷蘸炭粉擦洗一口整齐的牙齿，修剪了手指甲和脚趾甲，最后脱掉斗篷，往身上倒了一大瓶古龙水，双手擦遍，搞得筋疲力尽。那天清晨，他的个人卫生工作做得比往常更严酷，仿佛要从二十年徒劳无益的战争和权力的惨痛教训中净化自己的身心。

昨晚，他接待的最后一个来访者是曼努埃拉·萨恩斯，那个爱他但并不会陪他进行这趟死亡之旅的久经战火磨炼的基多女人。她每次都留下不走，任务是让将军了解外出期间的所有情况，因为长久以来，将军除她之外谁都不信任。他留下一些东西交给曼努埃拉保管，这些东西除了他用过的纪念意义之外，没有什么价值，还留下几本他最喜爱的书籍，以及两箱私人文件。在前一天简短的正式告别仪式上，将军曾对她说：“我很爱你，如果你现在比以前更理智，我会更爱你。”在八年炽烈的爱情生活中，将军对她做过许多敬重的表示，她对这句话也是这么理解的。将军的熟人中间，唯有她相信他这次真的要走了。也唯有她至少有个切实的理由希望他再回来。

将军不指望在动身之前再和曼努埃拉会面。但是房子的女主人堂娜阿玛莉亚想让他们高兴，给他们一个最后机会偷偷地告别。她让曼努埃拉打扮得跟骑手一般从马厩栅门进来，避开当地居民伪善的偏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公开的秘密，人们早已议论纷纷，堂娜阿玛莉亚这样做是为了尽可能维护她家的好名声。将军更加谨慎，吩咐何塞·帕拉西奥斯别关通往隔壁大厅的门，那是家中仆人进出的必经之门，值勤的副官们在厅里玩纸牌，曼努埃拉走后很久他们还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