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柳

在这里，我们都穿着背后缝着“青少年”字样的橘色连体服；住在砖房里，两个人一间，睡双层的金属床；我们的房间和走廊隔着坚硬的栅栏，看守是长得像男人一样强悍的女人，整夜在水泥地上巡视；我们用有缺口的餐盘盛肉类、面包、水果、蔬菜和一瓶牛奶，然后围坐在餐厅的长条桌旁一起吃饭。

这和从垃圾里捡食物、露宿街头比起来还真的不算差。

我的室友是个女孩，她告诉我她叫迪娃，但是看守叫她谢尔比。她的头发是紫红色的，眉毛却是棕色的。她唱歌，不停地唱，整夜整夜地唱。看守和其他的狱友命令她闭嘴，说会用袜子堵住她的嘴，以及闭上她的臭嘴，等等，总之各种谩骂声从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传过来。我问她为什么会在这里，像我一样被关在金属栅栏里。她坐在水泥地上，因为她认准了床上有陷阱，说：“你最好不要知道。”我只好自己琢磨。

她十五岁，也许十六岁，和我同龄。她的身上有各式各样的穿孔：嘴唇上、鼻子上、耳朵上。她伸出舌头让我看那上面的洞，告诉我当时她的舌头肿得有两个那么厚，好几天都不能说话，她知道有个女孩的舌头被扯成了两半。她说她的乳头和肚脐上也有洞。她还提起在橘色连体服里面的一些洞，告诉我在被关进监狱前，看守看着她取下了挂在外阴上的“J”形环，然后低声嘟囔了一句：“该死的同性恋。”

我尴尬地别过头。她开始唱歌。有人让她闭嘴。她唱的声音更大了，跑调且刺耳，就像货车紧急刹车时发出的声音。

看守来提审我。她给我戴上手铐，拽着我的胳膊走进那间摆着金属桌的冷屋子。露易丝·弗洛雷斯在墙角望着窗外，背对我。她穿着一件起了球的烟色羊毛衫，黑色的裤子。桌子上摆着一杯茶，还有给我的果汁。

“早上好，克莱尔。”我们在桌子旁边坐好以后她说，但是没有笑容。墙上的钟表显示刚过10点。

弗洛雷斯夫人示意看守摘掉我的手铐。

昨天的男看守不见了，换了一个发髻灰白的中年妇女。她双手交叉端在胸前，站在墙角，枪把露在枪套外面。

“我给你准备了一杯果汁，” 弗洛雷斯夫人说，“还有一个甜甜圈。”她边说边把一个纸袋放在桌子上。

她把眼镜推到鼻梁上，翻开昨天的记录。昨天说到我和马修离开奥马哈的家，坐汽车去了动物园。

“那天下午你回家之后发生了什么？是从动物园回去的吗？” 她问。

“什么也没发生，夫人，”我回答，伸手摸到纸口袋，拿出甜甜圈，双层巧克力还带着糖屑，我把它塞进嘴里。“我在约瑟夫到家前回去的，”我含糊地说，“也比艾萨克早，米利亚姆在她的房间里，不知道时间，什么都不知道。我给她做了午饭，然后开始洗衣服。后来，我告诉约瑟夫我一整天都在洗衣服，我有证据——衣服晾在绳上。他永远不会知道我撒谎了。”

她递给我一张餐巾纸，示意我擦擦脸蛋。我擦掉巧克力渣，舔干净手指，又喝了一大口果汁。

我告诉她，逐渐地我习惯了和马修一起坐车出去。我们再也没有去过动物园，因为那里要钱，可是马修没有钱。我们去不要钱的地方。我们去公园，马修教我荡秋千。自从离开奥加拉拉以后，我就忘了秋千是什么了。有时候，我们只是沿着奥马哈的街道走，走过高大的建筑物，走过很多人。

然后，有一天，马修带我去了图书馆。我曾经特别喜欢和妈妈去图书馆，对此我记忆犹新。我喜欢面对那些书，喜欢闻到它们的气味。成千上万本书，多得数不清的书！马修问我想知道什么——大千世界里的任何事情——我认真地想了很长时间之后告诉马修我想了解星球。他点点头说：“好的，那是天文学 。”然后他像在自己的地盘似的，熟练地带我走到一大堆天文书面前，给我讲太阳、月亮和星辰。图书馆里很安静，这趟走廊里没有其他人，夹在笔直的书架中间，仿佛全世界只剩下我们两个。我们靠着书架坐在地板上，我把书从架子上一本接一本地取下来，欣赏它们的封皮：黑色的夜空，满天繁星……

我想知道很多事，但是没有妈妈，我没人可问。比如，为什么我的身体经常出血，我必须在内裤上垫上卫生纸才能不弄脏裤子；比如，为什么以前没有毛的地方长出了毛发，为什么我身体的某些部分没有理由地变大。我的生活中没有女人可以咨询。社工是唯一的一个，但是显然，我不能问她这些事情。如果我问了，她一定要问我为什么没有问米利亚姆，因为每次安布尔·阿德勒夫人来的时候，吃过白药片的米利亚姆表现几乎完全正常。事实上，她离正常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