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 蒂

我不知道她喝不喝咖啡，反正我替她点了一杯摩卡，额外加了奶油。在糟糕的日子里，摩卡是公认的最好的提神饮料。我还买了肉桂饼，怕她不喜欢肉桂或者烤饼，我又买了一个“非常浆果”咖啡蛋糕。然后在周日清晨寂静的街道上一路小跑，我架着胳膊，准备随时推开挡住我的人。

雨一直下。四月的天空既昏暗又沉闷。街道上遍布水坑，出租车呼啸而过的时候，水珠腾空飞舞。已经十点多了，车灯亮着，但是路灯被人为地关掉了，标志着已经从黑夜转到白天。我打着雨伞，头发没湿，但是下半身被汽车溅起的水花浸透了。雨像瀑布似的从天而降，我边走边唱：倾盆大雨，大雨倾盆，雨瓢泼。

她就在和我约定的地方——富勒顿站台上。她上下颠着可怜的露比走来走去，露比水淋淋的，撕心裂肺地号叫。旁观的人们绕开她们，宁愿用命去迎接即将进站的列车，也不愿意对杨柳伸出援助之手。一夜间，小姑娘杨柳长到了三十岁，脸上的表情像个中年妇女：扎眼的皱纹和眼袋，眼里充满血丝。她被路上的裂缝绊了一下，然后粗暴地把露比甩上肩膀，近乎绝情地拍着她的后背。“嘘……嘘。”她说着，既不温和也不平静。她真正想说的应该是“闭嘴！闭嘴！闭嘴！”

她们愤怒地较量着，这是佐伊小的时候我提醒自己不能做的事情。佐伊整夜哭吵得我不能睡觉的时候，我唯一能做的是不失控。我本身对产后抑郁症没什么体会，但是媒体总是挖掘那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无端闯入的想法导致女人情绪不稳定，乃至心智失常。我知道有些女人遗弃新生儿是因为害怕伤害他们，但是她们没有想要做点什么去避免伤害。我称赞杨柳没有把露比放在教堂或者收容所门口的台阶上，我夸她没有真的对露比说出“闭嘴”这样的话。我看到的是一个坚毅的女孩，她比我知道的多数成年女人更有魄力。她没有像我妈妈那样对着电话抱怨，也没有像我那样有克里斯从怀里抢走歇斯底里的佐伊。我已经受了一天的折磨，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不知道怎么熬过做妈妈的第一年（现在面对一个十二岁女孩的困惑，我才明白新生儿带来的混乱也没那么糟）。

“我给你带了咖啡。”我从她背后闪出来，把她吓了一跳。咖啡好像真的是万能的，把她从露宿街头的生活中带走，给她瘦弱的身体带来营养。她摇摇欲坠，两条腿完全不堪重负的样子。不用她说我也知道，她一定是从半夜开始就在这里转来转去，想方设法地安慰露比。她的身体昏昏欲睡，但是眼睛炯炯有神。我们之间缺失默契，她急切地从我手里夺过袋子，跌坐在湿漉漉的地上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瞬间吃光了肉桂饼和“非常浆果”咖啡蛋糕。

“她哭了一夜。”她抽空说。糕点渣儿从嘴角溢出来掉到水泥地上，她把它们拨回嘴里。她抱着露比走到一个橱窗里摆着风铃和陶瓷小鸟的风情小店门口，蜷缩在靛蓝色的遮雨棚下。小店开着，窗户里有个女人的身影在远远地打量我们。

“她最后一次吃东西是什么时候？”我问，杨柳狂躁地摇着头。

“我不知道。她不吃。总是把瓶子推出来，扯着嗓子哭。”

“她不要奶瓶？”我问。

她摇摇头。她掀开摩卡咖啡的杯盖，舔上面的奶油。

“杨柳。”我说，她不看我。她有一股腐臭味儿，衣服被雨水浸泡了好几天也许好几周，有了体臭。露比的尿片散发着恶臭。我看着这条街想：杨柳去哪儿洗漱？当地的餐馆和酒吧服务员会像赶野猫一样赶走她。我看见店面的橱窗上贴着“没有公共厕所”。我想起几个街区外的停车场，我不知道那里是不是有公厕，或者流动厕所，随便什么她能用的设施？“杨柳。”这次我挨着她坐在水泥地上。她近距离地观察我，小心翼翼的，然后挪开一点儿，我们之间拉开一米的距离。她攥着杯子，还在抠沾在湿纸袋上的糕点渣儿，生怕被我抢走。

“杨柳，”我叫了她一声，然后说，“你能让我抱抱露比吗？”我终于说出口了。天哪，我是多么渴望把那个婴儿搂在自己的怀里，感受她的重量啊！我回忆起佐伊小时候身上美妙的婴儿气味，牛奶和爽身粉混合的味道，酸了吧唧的不好闻，可是让人陶醉、渴望和留恋。我以为杨柳会坚决地说“不”，所以当她把情绪激动的孩子递给我的时候，我大吃一惊。不是一时冲动，不是，绝不是。她整晚抱着一个十一二斤重的孩子，一定先感觉汗流浃背，继而感觉雪窖冰天。现在把孩子送到我的手里，终于解脱了。她松懈下来，骨头沉进冰冷的水泥地里，身体瘫靠在玻璃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