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胞胎女郎与沉没的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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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双胞胎女郎分手大约半年光景，我在一本摄影画报上见到了她们。

照片上的双胞胎穿的不是印有“208”和“209”番号的运动衫（和我一起住时总穿来着），这回衣着相当潇洒得体。一个身穿混纺连衣裙，一个身穿质感很强的棉布夹克样的东西。头发比以前长了不少，眼圈甚至化了淡妆。

我一眼就看出是那对双胞胎女郎。虽然一个头向后，另一个也只看见侧脸，但在打开画页的一瞬间我就看出来了。就像耳朵捕捉到不知听了几百遍的、已彻底灌进脑袋的唱片的最初一个音符，我在刹那间便对一切了然于心：原来她们在这里！

照片照的是一家刚在六本木边缘开业的迪斯科舞厅里的光景。画报以六页篇幅专门介绍所谓“东京风俗最前线”，第一页便是双胞胎的照片。

照相机是以广角镜头从多少高些的位置拍摄的，加之舞厅很大，若无文字说明，较之迪斯科舞厅，恐怕说是别具一格的温室式水族馆更叫人相信，因为什么都是玻璃的。除了地板和天花板，无论餐桌、墙壁还是装饰物无一不是玻璃制品，并且到处摆有堂而皇之的赏叶植物。

用玻璃隔开的单间里边，有的有人斜倾着鸡尾酒杯，有的有人舞兴正酣，这使我联想起精密透明的人体模型样的物件，每一部位都按照规定准确地运作着。

照片右端有一张硕大的卵形玻璃桌，双胞胎即坐在那里。两人眼前摆着两个煞有介事的热带饮料玻璃杯，和几个简单地装有炸薯片等零食的碟盘。两人中的一个双手搭在椅背上，整个转过身去，出神地看着玻璃隔墙对面的舞池；另一个朝着邻座一个年轻男士在诉说什么。假如没有那对双胞胎，照片本身当是随处可见的普通场景，无非两个女郎同一个男士在迪斯科舞厅餐桌旁喝酒罢了。舞厅名叫“玻璃笼”。

我拿起画报纯属偶然。进这家酒吧等一个工作上的朋友，碰巧时间多了出来，便拿起店内杂志架上的杂志“啪啦啪啦”地翻看。若不然，根本不至于特意看什么已过期一个月的摄影画报。

双胞胎的彩色照片下附有极为平常的说明：“玻璃笼”是时下播放东京最流行音乐、聚集最新潮人士的迪斯科舞厅。舞厅内一如其名，玻璃隔墙纵横交错，甚至使人联想起透明的迷宫。里面各类鸡尾酒应有尽有，音响效果也设计得无有不周。入场者在入口处受到甄别，衣着不整者或无女伴者不准入内。

我向女侍要了第二杯咖啡，问她可不可以把这个画页剪下带走。女侍说现在负责人不在，不晓得可不可以，不过这东西剪下来怕也没什么人理会的。于是我用塑料菜谱将那页齐齐裁下，折成四折揣入衣袋。

回到事务所，只见门大敞四开，里面空无一人，桌面上文件乱七八糟，洗碗槽里杯盘狼藉，烟灰缸里满是烟头——事务员女孩感冒了，已三天没来。

我心里暗暗叫苦。三天前还一尘不染的办公室，现在简直成了高中篮球队的衣帽间。

我用壶烧了开水，洗一只杯子冲了速溶咖啡。找不到咖啡匙，遂用看上去还算干净的圆珠笔搅拌着喝。味道绝不美妙，可总比喝白开水多少有点滋味。

正坐在桌头一个人喝咖啡，隔壁牙科诊所负责收发接待的打工女孩从门口探进头来。她长发披肩，身材小巧，甚是漂亮，只是皮肤黑些，最初见面还以为混有牙买加人或什么人种的血统，一问，原来出生于北海道乳畜业农户家庭。她自己也不明白肤色何以如此之黑，总之穿上这白大褂，就更是黑白分明了，活脱脱成了艾伯特·施瓦茨的助手。

她和我们事务所打工的女孩同龄，有空时常过来两个人说话，我这边的女孩休息时，她还替我听电话做记录。电话一响，她就从隔壁过来拿听筒问有何事，所以我们不在时总让门一直开着。反正小偷进来也没什么可偷。

“渡边升出去了，说是去买药。”她说。渡边升是我合伙人的名字，当时我和他开一间小小的翻译事务所。

“药？”我有些吃惊地问，“什么药？”

“太太的药。胃不好，说要用一种特殊的中药。到五反田那儿的药店去了。说可能耽误些时间，叫你先回去。”

“唔。”

“还有，你不在时有几个电话打来，都写在那儿了。”说着，她指了指压在电话机下的白便笺。

“谢谢！”我说，“幸亏你在。”

“我这边的老板建议买个录音电话。”

“讨厌那玩意儿，”我应道，“冷冰冰没人情味。”

“不买也好，无所谓。跑走廊我还可以暖暖身子。”

女孩留下柴郡猫一样的笑脸离去了。我随即拿起便笺，打了几个要打的电话：明确印刷厂发货日期；同承接翻译的临时工商定翻译内容；求租赁公司修理复印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