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废墟狂想曲（第15/15页）

印度和英国之间的这场邂逅，终归破灭，它在双重的幻想中落幕。新的觉悟使印度人不可能回到从前，他们对“印度民族性”的坚持，却又让他们无法迈开大步向前走。在这个国家，你也许找得到一个自从莫卧儿时代以来就不曾改变过的印度，但事实上，它已经改变了，而且改变得非常彻底。你也许会认为，印度模仿西方所取得的成果是积极正面的，直到你发觉（有时感到很焦躁，有时感到很不安）：东西方之间的全面沟通和交流，是不可能的；西方的世界观是无法转移到印度的；印度文化中依旧存在着一些西方人无法进入的层面，可以让印度人退守其中。在今天的印度，消极的东方世界观和积极的西方世界观都已经被稀释、冲淡了，两者互相制衡。西方文化对印度的渗透不够彻底，英国人试图改变印度人的信仰和文化，结果却知难而退。印度的力量和印度的生存能力，来自消极的世界观，来自印度人特有的近乎本能的生命延续感。这种人生观一旦被稀释，就会丧失它的力量。在“印度民族性”的概念中，生命延续感注定会丧失。创造的欲望和动力消退了，印度人得到的不是生命的延续，而是生命的停滞。这种现象，反映在“古代文化”建筑物中，反映在许多印度人感叹的生命元气的丧失（其实，这主要是心理上的，而不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反映在邦迪和他那群朋友的政治闲谈⑫中，反映在“俱卢之野”寺庙的石雕里——一群死气沉沉的马和一辆静止不动的战车。湿婆神早已不再跳舞。

＊撰写本章之前，如果我有机会阅读加缪的《反抗者》，我也许会采用他的术语。加缪所说的“具有反抗的能力”，正是我所说的“积极进取”和“具有自省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加缪举印度教徒和南美洲的印加人作为例子，证明世界上有些民族缺乏反抗的能力。“反抗的问题……只对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有意义……由于政治自由理论的兴起，在我们社会中，人们越来越察觉到人的价值，而政治自由理论的实践，也使得人们对现存体制越来越感到不满……这个问题牵涉到人类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日益增长的自觉。事实上，对印加人和印度教贱民而言，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他们的传统文化早就替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相信，传统是神圣的。在一个把某些事物奉为神圣的社会中，反抗的问题根本无从产生，因为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出现真正的问题，一切问题都已经有了答案。玄学被神话取代。人世间不再有任何问题，只有永恒的答案和评论，而这些也许是属于玄学的范畴。”—作者原注

＊“我们可以将‘服从文学’（大致上跟古代历史和古典时期同属一个时期）与崛起于现代世界的‘反抗文学’区别开来。我们发现，在‘服从文学’中，小说并不多见。少数称得上是小说的作品，描写的多半是幻想，而不是真正的人生经历……这些作品只能说是童话，不配称为小说。在后来兴起的‘反抗文学’中，小说形式才获得真正的发展，直到今天，依然充满旺盛的生机和无穷的潜力……现代长篇小说的诞生，恰逢反抗精神的兴起。它在美学的层次上表达相同的理想和追求。”（加缪《反抗者》）—作者原注

①克莱夫将军（Robert Clive，1725－1774），英国将军，为英国独占印度奠定基础。

②寇松勋爵（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1925），英国政治家，1899 年至 1905 年担任英国驻印度总督。

③喜马偕尔，印度北部的一个邦，首府即西姆拉。

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英国政治家，1773年至1785年担任英国驻印度第一任总督。

⑤汤姆·琼斯是18世纪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代表作《汤姆·琼斯》的主人公。亚当斯牧师则是其另一部作品《约瑟夫·安德鲁斯》中的人物。

⑥札格纳特，印度教保护之神毗湿奴的第八化身牧牛神克利须那的神像。印度教徒相信，在祭典中被运载这尊神像的车子辗死，即可升天。

⑦埃洛拉，印度南部村庄，以印度教遗迹闻名于世。

⑧图拉真（Trajan，52－117），罗马皇帝，公元98年至117年在位。

⑨麦克斯·马勒（Max Muller，1823－1900），出生于德国的英裔梵文学者与语言学家。

⑩拉达克里希南（1888－1975），哲学家和教育家，1962年至1967年任印度总统。

⑪泰卢固，一个聚居在印度东南部安得拉邦的种族。

⑫参阅本书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