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综合与模仿（第6/6页）

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今天表示，印度立法系统应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承担“主动的角色”，摆脱“过去殖民时代的约束性遗产”……她说：“法律应该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工具。”甘地夫人在解释立法系统的“主动角色”时说，它应该帮助人类精神和人类风俗从过时习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她说人民对法律的尊敬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法律能提供给他们真实而公平的保护。她补充说：“我们的祖先在宣称社会应遵守‘教义’、‘教义’才维护社会时，就已经明白这一点了。”

但怎么让这个外来的系统承担主动的角色呢？其困难和矛盾正在于“教义”的概念。甘地夫人所说的“教义”是个复杂的词：它可以指信、敬，以及所有感觉上是正确的、宗教性的和受认可的东西。法律必须服务于“教义”，或至少不与它背道而驰，这看起来很公平。然而印度社会制度所表达的“教义”却充满了不公与残忍，它基于对人的极度狭隘的观念而产生。它可以适用于契约劳工，如同以前它用于寡妇自焚一样。“教义”能坚持公平的观念。法律在印度有时看起来像法庭游戏，以它应纠正的弊端来回避冲突，当印度的社会制度稳固不动，“教义”的荣光笼罩于基本人权之上时，很难看到任何一种法律制度做出些别的事情来。

A.S.R.查理是印度一位著名的刑法律师。他根据自己处理的几件案子写了本书。一九七五年十月，孟买的左翼周刊《突袭》从查理的书中转述了下面的故事。五十年代的马哈拉施特拉邦，一位布商的女儿与一位律师的儿子正在筹办婚事。律师与一百五十名客人一同出席婚礼，所有人的食宿费用都由布商来支付。布商表示反对。律师被这种失礼和小气激怒了，以侮辱性的姿态在布商脚下甩下两千卢比的票据。然而婚礼还是进行下去了，律师之子娶了布商之女。只不过律师禁止儿子与岳父母家有任何瓜葛，也禁止儿媳回家探望双亲。姑娘很痛苦。（查理写道：“她似乎本来就是一位高度敏感的姑娘。”）特别是当无法去探望住院的妹妹时，她感到尤其痛苦。丈夫在她请求准许时表现得很固执。他说：“你知道情况，我不能允许你这样做。别为此太郁闷。”年轻人晚上醒来的时候，发现妻子死在他身边。

死去姑娘的内脏中查出了氰化物，年轻人被控谋杀。控方称，姑娘不可能自己在孟买获得氰化物，一定是她丈夫所为。丈夫是个摄影师，实验室中有各种化学制剂。但警方没有在实验室里找到氰化钾和氰化钠，他们只发现了铁氰化钾，那并不是毒药。为年轻人的谋杀罪名辩护的查理从中得到了线索。“尽管铁氰化钾通常不是毒药，但如果被胃酸过多的人服下，也就是说，被悄悄在胃中聚积大量酸的人服下，会起到毒药的作用。”所以姑娘是自杀。她丈夫被判无罪。

公正得以维护。但对死去姑娘的不公却没有评述。高等法院听证时，提到了“门第的错误观念”；但查理在《突袭》上发表的法律陈述中全都是关于可被采纳为证据的技术问题的内容，布商因女儿自杀而受到的惩罚只被当作其中之一。“噢，是的，”一位上诉法官说，“你必须彻底安排妥当，以满足新郎方面任何一位成员提出的每一项要求。”这表示了对于家庭声望的传统要求，而姑娘的悲剧也就迷失在其中。她写信给无法回去探望的娘家（“神意会实现的”），早已认定自己年轻的生命已遭毁坏，必须结束。

法律回避着与“教义”的冲突。但如果法律要承担“主动角色”，就必须同这个“教义”一争高下。困难的是，为了适应新的压力，印度已在某些方面破坏了自身，失去了它古老的安全感。借来的机制不再起到借来的机制的作用，不再是对现代性的一种贡献。印度人说他们的才能在于综合。也许这样说更合适：印度人被征服得太久了，他们在智识上已经寄生于其他文明。为了在依赖中生存，他们保存着本能的、非创造性生命的避难所，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宗教思想；从更世俗的层面上说，他们仰仗着他人的理念和机制来让国家运转。独立后不久即到来的“紧急状态”更是突显了印度创造力的无能、智识的薄弱、防卫能力的匮乏，以及每个印度人脑中印度观念的不足。

①保罗·克利（Paul Klee，1879－1940），瑞士表现主义画家，作品风格抽象单纯，突出线条和色块的关系。

②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1776－1837），英国风景画家，追求真实再现英国农村的自然景色，影响了法国风景画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