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师尊之影（第7/29页）

他的苦难把他跟在莫卧儿时代遭受迫害的战士师尊联结在一起，而他们的苦难也导致了他目前所处的政治困境。在十七世纪及十八世纪，莫卧儿省督和将军“把阿尔琼师尊囚禁起来，残酷凌虐之后将他处死，他们图谋杀害哈尔哥宾德师尊，企图除掉哈尔克里西安师尊，将特格·巴哈杜尔师尊斩首，把哥宾德·辛格师尊的男婴活活用砖头砌在墙壁中，把第十代师尊杀伤致死，怂恿皇帝下诏屠杀所有锡克教徒，指使手下残杀班达·辛格·巴哈杜尔及其随从。他们是大屠杀的唆使者，并在十九世纪对锡克政治势力发动讨伐。他们的所作所为终于导致……巴基斯坦建国”。就这样，无止息的宗教迫害跟历史及当前政治及卡布尔·辛格的个人苦难全部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是彻底的：“莫卧儿皇帝巴哈杜尔·沙⑤下令说，‘那纳克之信徒必须格杀勿论’。身为表明立场的锡克教徒，我也是这项敕令的受害者。”

仿佛宗教信仰使他们对师尊的苦难感同身受，仿佛这种感同身受在信徒心中激起了对不义和迫害的强烈反应，甚至也可能造成了希望被迫害的心理。

从那本小册子看，我绝对想不到，以他那样对其案件的偏执，卡布尔·辛格却依然在独立后的印度过着充实、丰富的日子——这是我从古特吉后来给我的卡布尔·辛格的另一本书中得知的。他完成了他的著作；他在孟买的一所锡克学院担任了宗教学教授；他也活跃在旁遮普政坛上，既做过邦议员，也做过德里国会的议员。

他跟古特吉是在一九六五年认识的。当时卡布尔·辛格五十四岁，在昌迪加尔颇有名气。古特吉十八岁，就读于城里的大学。他们两人交往甚密。卡布尔·辛格给古特吉的信总是以“亲爱的吾儿”开头。他把书籍和文件遗赠给古特吉。

卡布尔·辛格声称他所拥有的头衔之一是“受勋国家锡克教教授”。古特吉在名片上自称为“锡克教教授”。显然，古特吉想要尊崇卡布尔·辛格，读过他给我的卡布尔·辛格的小册子之后，我不免揣测，他在印度行政管理署服务时，心中应该想着大约三十年前卡布尔·辛格在同样职位上所受的苦难。

卡布尔·辛格是被免职了，但他声称他真正争取的是原则问题，因为不能接受一项反锡克教的指令。古特吉于一九七○年就职，也同样出于原则问题而在一九八二年辞职。他说，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为正义效劳。“国家必须公正，你才能继续工作下去。”在一九七七年甘地夫人施行戒严的旁遮普，他的疑虑变得更加强烈。“我眼看人民走投无路。他们受到羞辱，却毫无感觉。他们认为那是这个国家的常态。”

他第二次来旅馆时，我们也是一开始就谈起他的公职经历——这一次他还是一大早现身，割过草的草坪有几处地方刚由粗大的水管洒过水，因此闪闪发亮，花坛则仍在阴影之中。

他在一九六九年二十二岁时结了婚，对象是媒妁撮合的本地人。翌年，他进入印度警官机构服务。求学年代——当时他离家就读于台拉登的学校——他即决定走上这一行：对于出身农家的人来说，这是很大的转变。他一位朋友的父亲是印度行政管理署的官员，这让古特吉兴起从事公职的念头。后来他听人说，只有印度行政管理署及印度警官机构值得加入。于是，他参加了考试。“我没怎么特别准备，只是用功读书。拿到历史硕士学位之后，我报考了印度警官机构。”他通过了考试，每年只有几个人上榜。

次年，他转到印度行政管理署任职。尽管有先前发生的种种事情，他对这个职务机构仍然很肯定。“那是个不错的职务机构，如果有意担任行政工作，我会加入的。”

印度行政管理署是全国性的机构，古特吉的第一个工作让他被派遣到了南部的安得拉邦。他几乎马上就感到了理想的幻灭。

“我发现警方将一名羁押犯凌虐致死。肇事的警官不但没有受到处罚，反而获得嘉奖——这样他才能免于受罚。被害死的是一名小农，他妻子在我看来相当贫穷。我是县级行政官，在这个职位上，我有责任调查辖区内任何因警方羁押而致死的案子。他们叫我别管这个案子——它已经被搁置了三年。”

但他无法袖手不管，这案子至今还令他不安。“过了十八年，我还记得那些人的名字。那是个很糟的案子，我无法释怀。为了让死者的妻子无法对警方提出不利的证词，他们设法把她赶到了别的地方。那个人——死者——曾经跟村里的某个地主发生争执，地主大概把他看作眼中钉。那样的人倒没有胆量攻击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