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一出戏，L'Abîme （《深渊》），是法国著名剧作家叙尔写的。它已经从舞台直接进入了小忘川（就是那条为戏剧服务的溪流，刚巧，小忘川含有的遗忘溶液稀一点，不像大忘川那样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垂钓的人很多年以后还会从中钓上东西来。）这出戏——压根是愚蠢的，甚至愚蠢得很完美。要不换个说法：完全以传统的戏剧手法来构建，固守陈规。它讲的是一个法国中年女士的痛苦，她富有，虔诚信教，突然对一个叫伊戈尔的俄罗斯年轻人燃起了有罪的激情。伊戈尔来到了她的庄园，爱上了她的女儿安热莉克。作者为了营造神秘和纵欲的气氛，随手给这个家里加了一个阴沉顽固、意志坚强的老朋友。女主角对伊戈尔很感兴趣，引起这位老朋友的嫉恨，伊戈尔则看上安热莉克，女主角又为此而嫉恨。总而言之，该剧引人入胜，忠于生活，每句台词都带有可敬的传统风格。一切正常发展，不用担心灵机一动扰乱了定好的行动进程。该怎么写就怎么写，必要时插上一点抒情场景，或让两个老仆人来一段恬不知耻的解释性对话。
引发是非的苹果往往是未成熟的酸苹果，那就要煮着吃了。所以此剧里的年轻人多少有些苍白无趣。作者明显耍了些花招，把他写成个俄罗斯人，但如此为人物润色，依然是徒劳。根据叙尔的乐观意向，他是一个俄罗斯的流亡贵族，新近被一位老太太收养，这位老太太是附近一位地主的夫人。一天晚上，雷电大作，伊戈尔来了，敲门进来，手握短马鞭，焦急地说自己养母地产上的松树林起火了，我们的松树林也很危险。打动我们的与其说是树林起火的消息，不如说是年轻人朝气蓬勃的神采。我们更想躺在厚厚的垫子上，埋头摆弄我们的项链；这时我们那位阴沉的朋友注意到，这火光的投影有时比真正燃烧的火更危险。如你所见，此处情节充实，水准尚佳，让人一看就明白，那个俄罗斯人将经常来访。事实上，第二场就全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人们穿的也是艳丽的夏装。
根据该剧的剧本，伊戈尔自我表达的方法并非不妥（至少开始几场是如此，作者还没对此感到厌烦），只是有点迟疑，时不时插入一个问题：“我想用法语应该是这么说的吧？”后来，故事乱了，作者没有时间顾及这些细节，所有的外国人的用语特征都被删去了，俄罗斯青年掌握了大量的法语词汇，俨然一个地道的法国人。直至快结尾时，在最终爆发之前的平静中，剧作家才惊讶地记起伊戈尔是哪国人。伊戈尔不经意地对老仆人说了这番话：“J'étais trop jeune pour prendre part à la …… comment dit-on …… velika voïna ……grande，grande，guerre ……”(1) 如果对作者公平对待，说真的，除了那个“velika voïna”(2) 和客气的“dosvidania”(3) 外，他没有对他的朋友们滥用俄语。舞台指导的意见是“斯拉夫语的单调节奏让伊戈尔的话有了一定的魅力”，他努力做到了这一点。
该剧在巴黎大获成功，伊戈尔由弗朗索瓦·库洛扮演。他演得不错，不过不知为何带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这很明显，是为了去掉俄语口音，巴黎的任何一位批评家都不会觉得奇怪。后来，这部戏慢慢到外省去演，这个角色碰巧由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扮演。此人叫利克（拉夫连季·伊万诺维奇·克鲁日夫尼钦的艺名），瘦长身材，一头金发，深咖啡色的眼睛，从前在一部电影里演过一个结巴的小角色，因演得传神而出了名。
不过很难说利克（这个名字在俄语及中世纪英语里是“面容”的意思）成名是因为他真有舞台表演天赋，还是因为他是一个具有多样潜在才艺的人。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就是随便干了某个别的行当，也能成为画家、珠宝商或者捕鼠能手。这样的人就像一个有着好多不同房门的房间，其中也许有一道门直通美丽的花园，进入非凡人性那洒满月光的夜色深处，在那里发现精神上一心追求的珍宝。可是尽管如此，利克还是没有成功地打开那 道门，而是选择了演艺之途。他在这条路上毫无激情地走着，像一个心不在焉的人寻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路标。这个路标也许他在梦中见过，也许只能在一张没有冲洗出来的相片上依稀见到，那是他永远永远不会去的某个地方。从人间习俗的传统标准看，他三十来岁，当时也正好是三十年代。老一些的人不仅被置于自己国家的边境之外，也被置于自己的生活边境之外。怀旧情绪演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复杂器官，它不停地运转，产生出分泌物来弥补失去的东西。否则，它就会变成心灵上的致命肿瘤，让人难以呼吸，难以入睡，难以与无忧无虑的外国人交往。在利克的记忆里，俄罗斯仍处在胚胎阶段，仅限于他朦胧的儿时记忆，比如乡村第一个春日散发着树脂的芳香，或者他的风帽毛边上落下形状独特的雪花。他的父母过世了，留下他一人独自生活。生活里总有些爱情和友谊的破烂事。没有人给他写来饶舌的信，自己的事就自己管，没人为他操心。他从两位医生——一位法国医生，一位俄罗斯医生——那里得知自己（就像许多主人公那样）患有无法治愈的心脏病，可是要找个人去诉诉他这平白无故害上的病，却找不到一个人，尽管满大街都是身强体壮的老年人。他的疾病似乎与他对美好昂贵东西的嗜好有一定关系。比如，他会花光身上仅有的两百法郎买下一条围巾或一支自来水笔，可是围巾很快就脏了，自来水笔也很快就坏了。不管他怎样小心翼翼地爱惜它们，甚至像神一样供着它们，结果总是如此，总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