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虫采集家

一

这条街一旁有一路电车，街头与一条人来人往的街道相交。再往前走，好长时间都是冷冷清清的街景，没有店铺橱窗，也没有熙熙攘攘的热闹。再走就到了一个小广场（四排长凳，一个三色堇花坛），电车发着不情愿的摩擦声绕广场而过。从这里开始，街道变了个新名字，街景也焕然一新。街右边是一家家商铺：一家水果店，橘子堆得像金字塔一般；一家烟草店，挂着一幅服饰艳丽的土耳其人画像；一家熟食店，摆着一盘盘褐色和灰色的肥香肠；然后，突然出现了一家蝴蝶店。一到晚上，尤其是湿气很重的时候，柏油路面就像海豹的后背一般闪闪发亮。这是好天气的象征，行人往往会驻足观看。蝴蝶店里展示的昆虫标本又大又漂亮，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赞叹：“多漂亮的颜色——不可思议！”说罢又在细雨中前行。带眼状花纹的翅膀神奇地打开，如闪闪发光的蓝色锦缎，巫术一般——这些景象一时间徘徊在行人的脑海之中，直到行人登上电车或者买来报纸，这才退去。店里还有别的几样东西：一个地球仪、铅笔、一摞练习本上摆着一个猴子头骨。这几样东西正因和蝴蝶标本放在一起，才牢牢留在行人的记忆中。

街道忽明忽暗地向前延伸，接下去又是各式各样的常见小店——肥皂店、煤店、面包店——又一个拐角处，有一家小酒吧。酒吧侍者是一个戴着浆过的硬领、穿绿毛衣的时髦青年，手脚麻利，一杯啤酒在啤酒龙头下刚刚盛满，他忽地一下就刮去了杯子上冒起的泡沫。他还称得上是个聪明过人的人。每天晚上，水果店老板、面包师、一个失业男人和酒吧侍者的堂兄都要兴致勃勃地在一个靠窗的圆桌旁打牌，每次赢家都会立马请大家喝饮料，所以四个人都不可能靠打牌致富。

每到星期六，隔壁的一张桌子旁会坐下一位瘦弱的老者。他脸色红润，头发稀疏，灰白色的八字胡修剪得很不经心。他一进门，四个牌友总会大声招呼，眼睛却不离手里的牌。他每次都要一杯朗姆酒，装上烟斗，瞪着一双泪汪汪的红眼睛看他们打牌。他的左眼皮稍微有些耷拉。

偶尔有人转身问他最近店里生意如何，他总是不忙回答，还经常干脆不答。如果酒吧侍者的女儿，一个有雀斑的漂亮女孩，身穿圆点裙衫，恰好从他身边走过，他总想在她扭来扭去的屁股上拍一把。不管拍到没拍到，他的一副愁容从不改变，尽管太阳穴上的青筋已经变紫。我们的老板非常幽默地叫他“教授先生”，总是走上前来问：“哦，教授先生今晚如何呀？”他总是默默沉思良久，然后湿润的下唇从烟斗下噘起，像是大象进食一般，回答几句既不有趣也不礼貌的话。酒吧侍者机智地调侃他几句，惹得隔壁桌看上去都在专注打牌的四个人乐不可支。

“教授先生”穿一件宽大的灰色外套，像是一件做得非常夸张的马甲。每当时钟的布谷鸟跳出来报时，他都会笨拙地掏出一块厚厚的银表，放在手掌心里，斜眼观看，烟斗里冒出的烟熏得眼睛眯缝起来。到整整十一点时，他就敲空烟斗，起身付账，伸出一只有气无力的手，和有可能也伸出手来的人握手告别，然后一声不吭地离开。

他走路不稳，稍微有一点瘸。他的两条腿好像太过瘦弱，难以支撑住身体似的。就在自己的店铺窗前，他拐进了一条通道，里头靠右手有一扇门，门上铜牌写着：保罗·皮尔格拉姆。这扇门通往他又小又暗的公寓，从前面店里的一条内廊也可以进来。通常在这种轻松愉快的夜晚，他到家时，埃莉诺早已入睡。双人床的上方悬挂着六幅已经褪色的老照片，装在黑色相框里。照的是同一艘大笨船，从不同的角度取景，另有一棵棕榈树，光秃凄凉的样子看上去像是长在黑尔戈兰岛(1) 。皮尔格拉姆低声自言自语了几句，便端着一支点燃的蜡烛晃晃悠悠地走进了没有装灯的黑暗处，解下裤子背带，返回来坐到床沿上，一边不停地咕哝着，一边费力地缓缓脱鞋。半睡半醒的妻子冲着枕头呻吟两声，起来帮他脱鞋。这时他总会压低声音呵斥两声，要她安静一点儿，喉咙里说了好几遍“Ruhe(2) ！”，一遍比一遍严厉。

不久前，一次中风差点要了他的老命（事发时他正在俯身解鞋带，感觉像是一座大山倒在了他身上），从那以后，他脱衣服总是磨磨蹭蹭，还不停地哼哼，直到安全躺下。躺下后，要是隔壁厨房的水龙头碰巧滴滴答答漏水，他便又哼哼起来。一到这个时候，埃莉诺总会翻身下床，踉踉跄跄跑进厨房，又踉踉跄跄跑回来，头昏眼花地叹着气，一张小脸蜡白发亮，阴暗的长睡袍下，脚上贴着膏药的鸡眼隐约可见。他们一九○五年结的婚，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了，一直没有孩子。原因是皮尔格拉姆总以为有了孩子会阻碍他实现人生的宏伟计划。他年轻时的那个计划倒是不错，挺激动人心的，但到如今却渐渐成了他沉甸甸的一块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