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面子

一

安东·彼得洛维奇与伯格相识的那个可恶的日子，其实只在理论上存在。当时他的记忆并没给那天贴上日期标签，所以现在就不可能查证到底是哪一天了。大致说来，应该是在去年冬天，一九二六年圣诞节前后。当时伯格幽灵一般地从扶手椅上突然冒出，先是鞠躬致意，然后又坐了回去——这时再不像先前的幽灵一般了。那是在库尔久莫夫家，位于柏林莫阿比特区(1) ，远离主城区，我想是在圣马克大街上。革命后，库尔久莫夫一家就成了贫民，如今还是一贫如洗。安东·彼得洛维奇与伯格虽然也曾是流亡人士，倒从此渐渐富起来了。如今，男装杂货店要是摆出十来条类似的领带——柔和的亮色系，有点像晚霞的颜色——同时也摆出十来条颜色完全相同的手帕，安东·彼得洛维奇就会买一条时下流行的领带，再买一条时下流行的手帕。每天早上去银行上班，一路上总会遇到两三个和他一样匆匆去各自办公室上班的绅士。他们打着和他一样的领带，插着和他一样的手帕，他见了就觉得很高兴。他一度和伯格有生意往来，如今伯格便是他生活中少不了的人。他一天要打来五个电话，经常登门造访，没完没了地讲笑话——上帝，他多喜欢讲笑话啊！他第一次来串门时，安东·彼得洛维奇的妻子塔尼娅觉得他很像一位风趣的英国绅士。“你好，安东！”伯格总是大声招呼，叉开五指拍向安东的手（这是俄国人打招呼的方式），然后使劲地握手。伯格肩膀宽阔，体格健壮，脸总是刮得干干净净，喜欢把自己比作健美的天使。他曾给安东·彼得洛维奇看过一个又小又旧的黑色笔记本，里面画满了叉号，整整有五百二十三个。“克里米亚内战的一个纪念品，”伯格微笑着说道，随后又淡淡地加上一句：“当然，我只算那些我一枪击毙的红军。”伯格以前当过骑兵，曾在邓尼金将军麾下作战，这一点总是让安东·彼得洛维奇嫉妒不已。每当伯格在塔尼娅面前讲起那些侦察突袭和午夜袭击的故事时，他总是恨极了。安东·彼得洛维奇长得粗壮腿短，戴一副单片眼镜。平时不戴的时候，就用一条细细的黑带子把镜片挂在胸前。每当他伸展四肢仰躺在安乐椅上时，单片眼镜微微闪烁，那模样活像他肚子上长了一只呆滞的眼睛。两年前他长了一个疖子，割掉后在左颊上留下了一个疤。当他戴上单片眼镜时，这个疤，粗糙蓬乱的胡子，还有肥大的俄罗斯式鼻子，都会剧烈地抽搐起来。“别再做鬼脸了，”伯格总会说，“没有比你这副样子更难看的了。”

杯子里的茶水冒出轻轻的水汽，盘子里一块压扁了的巧克力泡芙流着奶油。塔尼娅将一对光胳膊肘支在桌上，手指交叉托着下巴，盯着香烟上冒出的缕缕烟雾。伯格一直想说服塔尼娅留短发，说自古以来，女人们都是留短发的，比如维纳斯女神像就是这样。安东·彼得洛维奇则旁敲侧击地激烈反对。塔尼娅只是耸耸肩，用指甲轻轻弹掉烟灰。

后来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七月底的一个星期三，安东·彼得洛维奇出差去了卡塞尔(2) 。他在那儿给妻子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将于周五返回。到了周五，却发现至少还得在这里滞留一周，于是又发了一封电报。不料第二天生意落空了，由于懒得再发电报，安东·彼得洛维奇就径直回家了。待到十点左右终于到达柏林时，他已经身心俱疲。从街上望去，他家公寓卧室的窗户还透出些许光亮，说明妻子在家，这总算是安慰人心的消息。他走上五楼，转了三下钥匙，打开锁了三转的门，进了家。经过前厅时，他听到浴室里发出稳定的流水声。粉嫩的，湿润的，安东·彼得洛维奇不由得来了番惬意的遐想，一边提着包进了卧室。卧室里，伯格站在衣柜镜子前，正在打领带。

安东·彼得洛维奇机械地把行李箱放在地上，眼睛死死盯着伯格。伯格若无其事地抬起头，撩起一截鲜艳的领带，从结扣中穿过去。“无论如何，不要激动，”伯格边说边小心地拉紧领带，“请不要激动。务必保持冷静。”

安东·彼得洛维奇想，一定要有所行动。可是怎么行动呢？他感到双腿一阵颤抖，好像腿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冰冷而疼痛的颤抖。得马上有所行动……他开始从一只手上扯下手套。手套很新，紧紧裹在手上。安东·彼得洛维奇一边不停地扭动脑袋，一边机械地嘟囔：“马上滚。这太可怕了。滚……”

“我这就走，我这就走，安东。”伯格耸了耸他那宽宽的肩膀，从容地穿上外套。

我要是揍他，他肯定也会揍我，安东·彼得洛维奇这么一闪念。他猛力一拽，终于扯下了那只手套，接着笨拙地朝伯格扔去。手套撞到墙上，正好落在盥洗盆里。